努尔哈赤时期，诸王公贝勒议政制度已经形成，皇太极时正式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会议不但是决策核心，还是最高权力机关。皇太极改革结束了满洲贵族共和政体，促进了满洲封建化进程。然而清朝统治为了疏远汉臣，宁愿向议政王大臣会议寻求建议，而将六部官员晾在一旁。六部之间的职责相互重叠，互相掣肘制衡②，造成了部与部之间分工不明。随着南书房与军机处的设立，六部管理与行政的作用也有所削减。
明清易代之际，社会动荡不宁，表现为政治上皇权专制的空前强化，经济上的凋敝破败，思想文化上空前的钳制打压。
如此状况下为儒者留下了不少学术思考的空间，学术呈现多样的姿态，清初学术延伸了明代活跃和各抒己见的学坛风气，用“气象博大”来概括清初学术合适不过，王国维曾言道：“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之际降之学新。”由此可见清初学术思想多元并进。
陆陇其与李绂生活于这个年代，他们的人生际遇与明清易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太祖罢废丞相，权归六部，明季的皇帝摆脱了相权的束缚，实现了独尊，取明而代之的清朝在皇权专制强化的路上走得更远。
如果说明代中后期的皇帝还受言官与内阁的制约外，清代的皇帝只需对现实国情负责。
若按顺序分析，清代完成专制皇权建设共经历四步骤：
第一，满清溯源于建州女真，其原始的政治制度十分落后。
第二，从满族兴起到入主中原，满清统治者逐渐认识到自身上层建筑的劣势，开始大量沿用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
努尔哈赤仿照明廷中央上层建筑与卫所制度创立了后金中央政府机构与八旗制度，皇太极设立六部与都察院，使满洲中央制度的封建化进程加快。
第三，顺治帝时期，满清入主中原，终于形成了与传统中国政府机构相类似的官僚政府。
第四，通过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的积极汉化与勠力改良，满清建立起一套远胜明朝政府的专制机器，从而将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专制推向高峰。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衰败后金建立伊始，政权便带有浓厚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习俗。努尔哈赤时期，诸王公贝勒议政制度已经形成，皇太极时正式定名为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会议不但是决策核心，还是最高权力机关。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位期间屡屡遭受议政王会议的打压，如果人君“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可以看出此时君权须服从议政权。
皇太极因诸王拥护而即君位，自然在即位之初受议政王会议操纵，天聪年间议政王会议主导着后金的内外政策，徒具汗名的皇太极自然不愿受制于人，于是设立文馆、六部以分议政王会议之权，又设都察院监察诸王公之举，皇太极的一系列举动迫使诸王公大臣对其让步，拥立皇太极于 1636 年称帝，崇德年间皇帝已经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
皇太极改革结束了满洲贵族共和政体，促进了满洲封建化进程。顺治帝时期，清廷又完善了文馆与内三院建设，对诸王公则不断削减他们管理部务的权力，甚至剥夺了部分郡王的议政权，皇帝的权威进一步提高。
康熙帝在清除鳌拜一党后，于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最初的意图是从翰林院选拔年轻的中下级官僚于乾清宫陪伴皇帝讨论文学问题，南书房所在地域紧挨皇帝寝宫慈宁宫，由于亲近皇帝，南书房逐步发展为康熙帝的政治顾问机构，其官员正值壮年，精力充沛，办事效率极高，处理政务也大为方便。
皇帝用如此措施削弱议政王会议之权，同时也间接削弱了内阁与六部的职权。此时议政王会议的权力大打折扣，决议需以具题方式奏上，康熙帝可以轻易否决这些决议，并且康熙对议政王会议的人员构成也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使其权力与影响更加衰落，虽然议政王会议风光不再，但康熙帝还会时不时地听取一些王公的意见表明尊重父祖规制。
雍正帝因为残酷的夺嫡风波即位，为了避免宗室内部再起权力斗争，给了垂死挣扎的议政王会议致命一击，雍正七年，西北战事吃紧，雍正帝发现部分南书房大臣在应对军事危机方面有独到见解，遂将其中三位大臣张廷玉、鄂尔泰、蒋廷锡另设一房间进行议事，三人的任务即是同皇帝商议平叛西北的决策，并且高效地传达皇帝的政令。
平定西北叛乱之后，军机处仍然保留，军机处起初仅为一个临时机构，办公的官员在原有官职的基础上并没有被授予新的官职。
无论官员为官几品，只要皇帝启用都可以进入军机处。军机处负责处理大清帝国最重要的问题与任务，它的诞生使得议政王大臣会议彻底成为橡皮图章。乾隆五十六年，议政王会议最终被废除，乾隆帝在诏书中道：“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由此可见当时议政王会议的悲凉处境，皇帝再也不需要这个徒具虚名的机构碍眼。
汉官职权的削弱清初，鉴于满洲贵族权力过大，本族封建程度脆弱，统治者便大量吸纳汉人进入政府中为官，以汉抑满，加速封建化进程。
清代统治者表面宣称满汉平等，但清廷毕竟是满洲人所建立的国家，自然不会让汉人的待遇优渥于满人。
皇太极为了与议政王会议抗衡，在中央设置了文馆，后来逐渐演化为内阁。清初，内阁成员与其说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不如说是皇帝政令的草拟者与传递人，大学士也从没有发挥过明显的决策作用，当雍正帝建立军机处后，内阁的地位降到最低。在内阁中满人大学士都官封正一品，而汉族大学士不过正二品，汉官必须看着满族官员的眼色行事，十分狼狈。明代相权归为六部，使六部的政治功能逐步增强。
清廷效仿汉人建立了六部，每部各有满汉尚书一人，侍郎满、汉各两人，满汉共治的政府体制在北京的六部中得以严格的贯彻。
然而清朝统治为了疏远汉臣，宁愿向议政王大臣会议寻求建议，而将六部官员晾在一旁。
六部之间的职责相互重叠，互相掣肘制衡②，造成了部与部之间分工不明。此外，清廷在奉天还设有五部，所用法律为满洲部落律令。
随着南书房与军机处的设立，六部管理与行政的作用也有所削减。当然，康熙即位之初，面对着鳌拜专权与三藩之乱，康熙帝有意提升汉族官员的待遇以更好地制衡朝政。
顺治年间有“各省督抚尽用满人”的不成文规定，康熙六年，谕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简选贤能推用。”虽然汉人的地位仍然赶不上满人，但毕竟可以染指封疆大吏了。
从清代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既不信赖满洲王公，亦不倚重汉族大臣，他们相信的只有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博得督抚之位的汉族大臣也多为皇帝心腹，唯主子马首是瞻。
清代前中期，汉人即使身为封疆大吏，手中也难有实权，只能充当皇帝的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