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有为与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两个关键的人物，近代史的进程无论怎样都绕不过他们，他们也是著名的师徒，两人共谋大业，创立了维新派，主张变法改革，推动历史的进程两人初识，一唱一和康有为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学习传统。
康有为与梁启超都是近代史上两个关键的人物，近代史的进程无论怎样都绕不过他们，他们也是著名的师徒，两人共谋大业，创立了维新派，主张变法改革，推动历史的进程。
两人初识，一唱一和
康有为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学习传统理学的封建地主家庭，但是对于科举那一套，他却不以为意，所以几次考试都失败告终，成为了一名“监生”。他一心向往新事物，所以在游历香港之后，他开始对外国实行的“法制”制度和君主立宪制产生了向往。并逐渐成为了推广新知识新制度的代表人物，在国内有了一定的声名。
康有为三十三岁时，梁启超年仅十八岁，但已经取得了第八名举人的身份。古代非常看重科名的等级，所以从科举制度的角度看，梁启超算是康有为的“前辈”，但是当十八岁的梁启超见到康有为时，突然发现自己“所学无一用”，不过是些求取功名的敲门砖，他所看重的学说在康有为看来不过是一些糟粕，“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他晚年回忆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梁启超带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公车上书，共谋变法
深受康有为影响的梁启超放弃了旧学，改投康有为门下，成为了康有为的学生和康有为变法路上的左膀右臂。之后两人共同谋求改革大业，推动君主立宪的制度，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虽然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戊戌维新运动在开启民智，推动资产阶级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多重大的成就。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逃往了法国和日本，国内发生了“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的惨案。
公车上书
前进还是倒退，师生意见分歧
就是在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开始发生了分歧，康有为拿着光绪皇帝的“诏书”继续宣扬保皇变法。但是梁启超在日本期间熟读了大量外国的著作，开始对西方的共和制度产生了兴趣，并且结识了革命派的代表孙中山先生和陈少白先生。梁启超的保皇思想逐渐转向了革命。康有为知道自己的学生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之后，非常生气，严厉地指责了梁启超。由于对老师长久以来的敬畏，梁启超表面上没有公开支持革命，依旧对老师唯命是从，表面上答应悔改，但是他内心中已经坚定了革命的信仰。
孙中山与革命派
在这期间，梁启超尝试着将共和、革命的思想传输给老师康有为，但是康有为依旧固执己见，坚定着保皇的思想，没有丝毫的动摇。
曾经师恩深重，后来相见陌路
康有为与梁启超
因帝制和共和的政见不同，原本小范围的师生矛盾，最终扩大、发生了冲突。梁启超曾公开发表文字驳斥自己的老师康有为，两人的关系最终严重恶化。
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给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复辟帝制无疑是历史的倒退，但是康有为仍旧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坚持复辟帝制，几经失败之后，竟将火气发到了梁启超身上。他咒骂梁启超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而梁启超这时则积极与革命党共谋护国运动，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无论谁当皇帝都是历史的倒退。梁启超只身前往广西，亲自草拟发往全国的电报。护国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两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分道扬镳。
尽管交恶辩难，仍旧怀表涕零
康有为晚年
二人关系在朋友的周旋之下稍有缓和，但是康有为仍旧不愿意见梁启超。康有为七十大寿时，康有为的弟子和学生都齐聚上海为他祝寿，梁启超借故没有到场，但仍旧为自己的老师康有为送来了寿文，在寿文中，梁启超将康有为比作“孔子”，以迎合康有为喜欢被人称作“圣人”的喜爱。康有为在心中或许原谅了梁启超一些，但是欢庆的气氛还没有散尽，康有为就与世长辞了。
梁启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难过。梁启超见康有为身后萧条、十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之后，梁启超又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为老师康有为设立灵堂，含泪宣读悼文。悼文之中，梁启超情深义重，表达了早年，老师康有为对自己的教导之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
结语：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师生情谊以康有为的与世长辞划上了句号。虽然两人最终因为政见不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是康梁的师生情谊仍旧为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或许只是做了一名朝廷小官，维护着封建统治。梁启超当然也明白这份情深义重，虽然老师不再支持自己，但仍旧对老师怀表涕零。两个人作为近代的文豪和推动者，都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他们都将永载史册。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