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原定于1911年10月6日，谁知计划泄露，起义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孙武等革命党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不慎发生爆炸。瑞澂严令按照名册抓人。程正瀛持枪射击，打中了陶启胜，陶启胜带伤逃跑了，因伤势过重而后死于家中。程正瀛开枪又打中了右队官及司务长。程正瀛不仅打响了首义第一枪，且击毙了陶、阮、黄、张四人。辛亥革命胜利后，程正瀛荣膺原国民革命政府授予的“一等功臣”和获得“首义第一枪”金匾。
程正瀛并非真正的革命党人，他所打响第一枪完全是偶然事件造成的。武昌起义后不久，程正瀛就投靠北洋军阀，成为残害革命党人的反动势力的帮凶，后来被革命党人灌醉酒后抛入长江淹死。
湖北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位于武昌蛇山南麓）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起义消息泄密，多名革命志士相继遇害。危难时刻，程正瀛挺身而出，冒险犯难，对着清廷的忠实爪牙、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举枪一射，打响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首义第一枪。吊诡的是，这位在推翻清廷的历史关键时刻立下重大功劳的程正瀛，后来竟沦为了可耻的革命叛徒。
程正瀛，字定国，湖北武昌人，清末在湖北新军工程兵八营当兵，曾任工程营革命大队部参议。武昌起义原定于1911年10月6日，谁知计划泄露，起义只好延期至10月11日。这期间，又出事了。孙武等革命党人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制造炸药，不慎发生爆炸。爆炸后，大火一发不可收拾，浓烟从窗户、屋顶冒出，四邻大呼救火。引来了俄租界的巡捕，搜走了未及带走的起义名单、旗帜、文告、弹药、印信等。
湖广总督瑞澂在接到俄租界转来的起义名单、旗帜和文告之后，立即下令关闭武汉三镇城门；另外，军队停止一切外出和休假，加强管控。瑞澂严令按照名册抓人。武昌顿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革命党人人人自危。
情势万分危急，起义只好提前。10月10日，工程营革命同志在营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熊秉坤的带领下，决定率先发动起义。
起义的导火线很快出现了。当晚，工程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带兵巡哨，发现金兆龙、程正瀛等革命党人正擦枪装弹，就斥责说：“你们想干什么？”金兆龙一语双关地说：“预备不测”。陶启胜大怒，上前抓住金兆龙说：“你想造反吗？”金兆龙说：“反就反，你能怎样？”陶启胜叫护兵逮捕了金兆龙，金兆龙大呼：“再不动手，等待何时？”
程正瀛持枪射击，打中了陶启胜，陶启胜带伤逃跑了，因伤势过重而后死于家中。
这就是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的第一枪。这一枪之后，人声沸腾，枪弹如雨。武昌起义爆发了。
听到这第一声的枪声后，工程第八营的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各持手枪，前来弹压。程正瀛开枪又打中了右队官及司务长。阮荣发见程正瀛连毙两人，正欲跑时，忽又被程正瀛一枪毙之。程正瀛不仅打响了首义第一枪，且击毙了陶、阮、黄、张四人。
辛亥革命胜利后，程正瀛荣膺原国民革命政府授予的“一等功臣”和获得“首义第一枪”金匾。
在武昌起义中担任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总代表的熊秉坤，1918年在上海寓所写的《武昌起义谈》中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二排长陶启胜竟不听乃弟劝，反率护兵二名，径奔余棚，意欲先发制人。呵下士金兆龙：汝造反乎？金答曰：‘老子即造反，汝将奈何？’陶唤捕，金与陶扭，金不能胜，即呼曰：‘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同棚程定国(即程正瀛)应声起，以枪托击陶头部血淋，陶释金逃，程继射一枪中陶腰部，此即首义第一也。”熊秉坤的这些文字都写于首义后不久，属于“实录”，极为可信。
那么，“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者程正瀛为何后来鲜为人知呢？原来，程正瀛并非真正的革命党人，他所打响第一枪完全是偶然事件造成的。武昌起义后不久，程正瀛就投靠北洋军阀，成为残害革命党人的反动势力的帮凶，后来终于被革命党人贾正魁诱捕，将他灌醉酒后抛入长江淹死。他的“打响了武昌首义革命第一枪”之功，也随之被人们选择性地遗忘，很少有人再提起。
其好友金兆龙也不是什么好人，他在武昌起义中倒是表现得极为勇敢，武昌起义后却因不满起义军现状而离队。中华民国成立后，金兆龙被授勋章，但很快他就投附了北洋政权，得授“湖北税务缉私队长”的肥缺。曾任湖北督军差遣员兼陆军部候差员、武汉总稽查处侦探员，与革命党人为敌，人们都弃而远之。北伐军攻克武昌后，金兆龙被免职，后一直默默无闻。“九一八事件”爆发后，金兆龙再次复出，任湖北省“清乡”总局黄冈县团佐，后于1933年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