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科举制度建立后出现的一个特定名词，专指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第一名，而且是全国第一。孙伏迦考中状元时已经是朝廷官员，属于“在职状元”。科举考试也由两级增加至三级，即乡试、会试和殿试。所以“中状元”成为所有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争当“状元”，必须勇于探索，锐意改革，状元精神对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乃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进入尾声，下一步关注的焦点将转向考生的成绩榜，每个学校都会将本校优秀考生成绩和名校录取情况张榜公布于众，还真有点金榜题名的意思。特别是那些总分第一的考生，都特称为“XX状元”，如文科状元、理科状元、全市状元、全省状元等等。
状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科举制度建立后出现的一个特定名词，专指古代科举考试中的第一名，而且是全国第一。
科举制度始于隋文帝杨坚时期，成熟于唐高祖李渊时期，因此我国古代第一个状元就诞生于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名叫孙伏迦。孙伏迦考中状元时已经是朝廷官员，属于“在职状元”。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两级：低一级的是“乡试”，又称“解试”，考试时间大多在秋天，又叫“秋闱”；高一级的是“会试”，又称“省试”，考试多在次年的正月或二月举行，又叫“春闱”。
唐代的科举制度存在不少弊端，就连“状元”这个称谓，也与一种弊端有关。唐代科举考试开考之前，请托干谒之风盛行，考生赴京参考，都要“投状”，即将自己的姓名、籍贯、门第以及平时所作诗文投给皇亲国戚、高官权贵手中，求其向主考官推荐自己。受托人大都会全力以赴，有点甚至干预主考官的录取。后来也将名列科举考试头名者称为“状头”，又因“元”含有“始”、“首”、“第一”之义，又将“状头”称为“状元”。
科举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是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下诏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在唐代就曾出现过但尚未形成定制的“殿试”继承过来，并加以发展。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匡胤还曾亲临现场监考，从此殿试成为常制。科举考试也由两级增加至三级，即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上榜者叫“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上榜者叫“贡生”或“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上榜者叫“进士”，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有个成语“连中三元”就是说某人很厉害，三级考试都是第一名，在古代1280多年的科举历史上，能连中三元的不足20人。
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又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童试”，只有“童试”合格者（称“秀才”），才能参加乡试，取得“举人”资格才能参加会试，取得“贡士”资格才能参加殿试。二是将考试文体固定为“八股文”，即要求每篇文章都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
与文科取士相适应，自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起，还开设了武举科，考试制度与文科类似，殿试第一名称为“武状元”。
据不完全统计，自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以来，在128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共举行文科科举考试763次，产生了不下900名文科状元（元、清两朝曾分蒙古人榜、满人榜和汉人榜，每榜状元一名），再加上武状元，中国历史上至少诞生了1550个以上的“状元郎”。
历朝历代的状元，待遇都十分优厚。一个士子学人，一旦高中状元，就如同登入龙门，不但从此苦尽甘来、身价百倍，而且仕途畅达、青云有路；不仅能够光宗耀祖，甚至有可能被皇家看中招为驸马，成为皇亲国戚。状元授官入仕的官阶也比一般进士普遍高出一至三品。所以“中状元”成为所有学子梦寐以求的目标。
尽管大多数士人学子都怀有一个“状元梦”，但真正能够梦想成真的凤毛麟角，不但要有真才实学，有时还要有点运气才行。比如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那年，主考官欧阳修看到一篇奇文，以为是弟子曾巩的杰作，为了避嫌故意判为第二名，将第一名判给了他并不知道的章衡。其实这篇文章是苏轼的，状元头衔就此错过，当然后来苏轼的影响与一般状元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穷其一生也上不了进士榜。如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在39岁时仍举进士不第，后来干脆归隐山林。清朝有个广东顺德人叫黄章，年近40才通过童试，到100岁还进京参加考试，入场时还要由其曾孙子牵手引路。
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形成了一种尊崇状元的文化现象，其核心和本质就是对士人学子刻苦攻读、锐意进取精神的肯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由单纯对状元所取得最高成就的肯定和褒扬，逐步演变成对各行各业所取得最高成就的颂扬和肯定，正所谓“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为了争当“状元”，必须勇于探索，锐意改革，状元精神对我国的科学文化技术，乃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