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定下目标，“到2025年末，温州常住人口力争达到1000万人”。根据调整后的数字显示，2016年，杭州常住人口就已超过温州，并以每年超过10万人的速度进一步拉开差距。2014年，温州人口甚至出现了12.9万的负增长，也是三市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城市。外地人口流入量减少是一大因素。焦旭祥指出，2017年，温州户籍人口外流高素质人才占比高达16.2%。
每经记者：杨弃非 每经编辑：杨欢
图片来源：温州发布
温州曾是浙江人口第一大市，去年官宣被杭州反超，今年又面临宁波的挑战。
根据各城市最近陆续公布的人口数据，作为浙江人口前三大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三市去年常住人口分别为1220.4万、954.4万和964.5万人，与“七人普”数据相比分别增长了26.8万、14万和7.2万人。
这意味着，在与杭州人口差距进一步拉开的同时，温州与宁波的差距仅缩小至10万出头。若长此以往，被反超只是时间问题。标兵已远、追兵渐进，不利局面下，有关人口增长的焦虑愈加成为温州的现实。
不久前，温州发改委对外公开《温州市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征求意见稿）》（下称《规划》），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划》大篇幅分析了温州人口发展的6大问题，包括人口增长趋势与城市愿景不匹配，人口规模与城市发展定位不匹配等。
并定下目标，“到2025年末，温州常住人口力争达到1000万人”。但按当前增速计算，温州到2025年仅能达到993.7万人口，离实现目标还有一定距离。跳起摸高，这场省内“人口第二城”争夺战，温州不想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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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温州人口优势一直处于持续收窄的过程中。
自2005年起，杭甬温三市开始对外公开常住人口数据，以此观察近17年来三市人口变化情况——数据显示，2005年，尽管温州常住人口相对于杭州、宁波二市仍存在绝对优势，但其走势已明显趋缓，相比之下，杭州、宁波则一路上扬。
2010年“六人普”数据公开后，三市曾经历了5年左右的低速增长期。2015年，杭州率先突破增长瓶颈，实现12.6万人的人口增长。根据调整后的数字显示，2016年，杭州常住人口就已超过温州，并以每年超过10万人的速度进一步拉开差距。
三市年人口增量的变化更能直观展现这一差距。与杭甬两市动辄十余万人的人口增量相比，温州则略显窘迫。2014年，温州人口甚至出现了12.9万的负增长，也是三市中唯一出现负增长的城市。
温州人口为何会出现此种变化？外地人口流入量减少是一大因素。曾几何时，温州也是全国吸引外地劳动力最多的几大城市之一，大量来自云贵地区的外地人口，甚至让温州原本清淡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
在2014年以前，温州菜篮子农副市场上的辣椒成交量一度进入“十大蔬菜”排行榜。然而，由于温州多年推进“三改一拆”、整治大批危旧房，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出于成本考虑选择新去处，来自云贵等地“新温州人”的离开让辣椒的消费群体大大萎缩，辣椒成交量开始跌出“前十”。
从人口机械增长的情况来看，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形。
人口机械增长，是指排除掉人口自然增长部分的人口增长，能够直接反映城市净流入人口的规模。10年当中，杭州和温州分别实现人口机械增长330.5万和79.7万人，而即便不考虑2020年数据，宁波9年也实现了人口机械增长174.8万。
具体到每一年的情况，杭州仅2年出现了人口净流出，宁波为4年，而温州则为8年，最严重的2014年，净流出的人口高达19.9万。换句话说，对于自然增长率相对更高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变化才是人口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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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研究中，温州一直因“人多”的形象而被屡屡当作观察对象。
时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安金和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王丽歌曾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温州模式”。
他们指出，自宋代开始，随着人口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南移，使得山多田少的温州在平原地区开始出现人多地少的端倪。到1933年，温州四县平均人均耕地面积为1.2亩左右，而同期杭县、嘉兴、金华人地比率约为3.48、3.54和6.76。
据其分析，“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单纯依靠发展农业难以释放越来越多的过剩人口，人们必须另谋他路，而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开展是弥补生存所需的有效途径。”
逐渐形成的重商观念使温州逐渐将经商目的从补贴不足转向专事盈利，造船、航海技术的发达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则进一步为“限山阻海”的温州提供了出海掘金的条件。
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也因此初具雏形。
其援引数据显示，早在1984年，温州非农业产值就已超过了以耕地为主导的种植业产值，并且还有10万多的人口大军踏上了外出营销之路。
而在温州当地，一种围绕专业化市场寻求进行家庭工业生产的个体经济模式成为主流，并形成了一系列与之发展配套的资金筹措手段和制度安排。
直到现在，尽管温州人口已失去绝对优势，其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密度仍远高于其他城市。
按《2020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中给出的市区面积和人口数据计算，不考虑代管县情况，温州市区人口密度为1305人/平方公里，而杭州、宁波分别为817人/平方公里和821人/平方公里。
但密集的人口形势下，温州却走向了另一发展方向。
曾在“温州”模式下诞生的鞋革、服装、打火机和玩具等产业，逐渐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其带来的结果是企业的全球布局调整。
2019年，时任浙江发改委副主任焦旭祥调研时总结了两类转移路线：部分企业基于发展需要搬迁到上海大城市，另一部分则搬迁到资源要素制约较小的周边或省外城市。
他认为，企业需求退坡，成为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示，2017年，温州市规上企业用工人数比上年减少1.72%，2018年继续减少3%，2019年1-5月份再减1.8%。
城市竞争日趋激烈，还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
国内各大城市不断出台人才新政，引发了备受瞩目的“抢人大战”。温台也出台了较为完备的引才政策，但因城市能级不高，没有产生足够的带动作用。
“尤其在杭州、宁波进一步放宽落户政策后，基本丧失了人才引进的政策优势。”焦旭祥指出，2017年，温州户籍人口外流高素质人才占比高达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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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温州市政府官网
但这就是温州人口问题的全部吗？
美国经济预测专家哈瑞·丹特曾在其所著《人口峭壁》一书中指出，人口学，是能够让人避开死角、看到未来的终极指示标。你所能预测到的不止是未来几年内，而是几十年内最基本的经济走势。
如果继续循着人口流向进一步探索，温州人口问题的另一面得以徐徐展开。
在三座浙江传统人口大市的比拼中，曾经的浙北小城嘉兴突入“战局”——数据显示，嘉兴去年常住人口达到551.6万人，增量高达10.5万人，不仅超过温州、甚至直逼宁波。而回顾过去十年，除2020年外，嘉兴历年人口增速均高于温州。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建军曾分析指出，嘉兴市人口的增长，主要受到上海溢出效应的影响。自2014年出台接轨上海三年行动计划之后，嘉兴不断推进与上海在综合交通体系、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及产业、创新、人才合作平台等方面合作，上海的外溢资源、特别是科技人才等亦由此向嘉兴倾斜。
对于温州而言，这还是一种对其“浙江第三极”地位的挑战。除了嘉兴之外，位于杭甬中间的绍兴同样蓄势待发——就在不久前，两市均明确，2025年将冲刺“万亿俱乐部”的目标。
一边是靠近长三角区域中心的嘉兴和绍兴，另一边是曾一度“落选”长三角城市群的温州，城市间新一轮的此消彼长与区位因素构成了新的关系。
3年前，《2019年新型城市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低于300万的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时，就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距离中心城市过远的边缘城市，在本就有限的就业机会和相对较弱的公共服务水平下，更易面临人口要素的自然流失，竞争力也将越来越弱。
温州显然已有感触。焦旭祥注意到，温州在交通区位上不具备优势，在长三角、海西等区域一体化发展中处于边缘地位。他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本地区人口流向分析，结合城市发展和产业布局的需要，逐步提高城市和区域交通的综合可达性，以形成有利于集聚人口的城市时空竞争力。
对于温州来说，这也是一个有关平衡的问题：在被同时纳入长三角、粤闽浙两大城市群范围后，温州如何将“边缘地位”转变成“左右逢源”？另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则是，在进一步冲击千万人口城市的期望下，能否先服务好生活在温州的964.5万人？
按照《规划》的布局，温州将加快推进撤县（市）设区，做大做强市域主中心。根据已有数据，在温州，除鹿城、瓯海、龙湾、龙港以外的区县（市）城镇化率均低于70%，其中永嘉、文成、泰顺三县低于60%。
《规划》提出，加快推进温瑞平原一体化、瓯洞一体化、瓯江两岸协同发展，推动市区和乐清、瑞安、永嘉跨区域政策协同制定、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分工合作等举措，以此提升市域主中心能级，支撑温州作为浙江省域第三极的城市地位。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很多城市的案例中，即便将经济相对不发达、人口相对不稠密的县域划入了市辖区内，由于历史发展的差距，人口和产业仍然高度集中在旧有中心城区的现象时有发生，新建立的市辖区不仅人气低落，甚至人才和产业的流失可能还加剧。因此对于温州来说，撤县设区仅仅是“上半篇”文章，更重要的是“下半篇”，需要通盘谋划。
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