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贸易摩擦并未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关系的实质性因素。此外，美日在电视机、建筑等领域也发生了较为激烈的贸易摩擦。该协议旨在通过五国政府联合对外汇市场施加干预，促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稳步下降，以此解决美国经济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该年度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相关企业高达698家。
吕耀东：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的衰退
作者：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人民论坛；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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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经过长时间快速发展，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以制造业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显示出极强的竞争力，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为此，美国一方面运用经济手段迫使日本进行自我限制、开放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则通过货币手段化解自身在贸易领域的颓势。美国的这些举措导致日本经济骤然减速，并长期低迷，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失去的20年”。
美国主导美日贸易摩擦问题的战略动因
从20世纪70年代起，相继爆发的两次中东石油危机使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随之升高。同时，严重的通货膨胀也成为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经济问题。1973—1982年，美国通货膨胀率每年平均达到8.7%。这就使得1981年上台的里根政权面临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难题，以供给学派及货币学派理论为基础的“里根经济学”应运而生，对美国经济的重振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里根经济学”中以高利率为主的典型反通货膨胀手法也产生了后遗症，即高利率导致的美元升值问题。这使得美国进出口业务大受影响，贸易逆差日趋严重，成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1984年，美国更是创下109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历史记录。1985年，美国贸易逆差为1485亿美元，其中，日本占据三分之一份额，为497亿美元。美国经济在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赤字”压迫下陷入困境。
如何走出经济困境化解危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美国企业纷纷对里根政府施压，建议政府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通过促使美元贬值的方式增加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此扭转美国在对外贸易上的不利局面。考虑到这一因素，时任里根政府财务部长的贝克无疑也想通过美元升值扭转其执政团队在经济政策上的不利局面。对里根政府而言，能否使美国经济走出严重危机不仅关乎其政治生命，更关系到美国在冷战格局下同苏联对抗的胜负问题。因此，对他国发起战略性压制，就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
美日贸易摩擦中美方的压制性战略手段
美日间的贸易摩擦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存在，起初双方的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纺织品领域。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日美贸易摩擦虽已逐渐扩展到钢铁等领域，但在双方贸易中多以日方逆差为主，即使出现顺差也影响有限。双边贸易摩擦并未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关系的实质性因素。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以石油危机为契机，完成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密集型产业得以快速发展。日美贸易摩擦也随之扩大到半导体、汽车、电视等领域，彼此矛盾开始凸显。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并开始影响到日美关系发展。当时日本已从各个方面具备了经济大国的实力。随着日本经济不断快速增长，美国逐渐发现，当年需要靠自己扶持的日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且在诸多领域与自己产生直接竞争，没有国家能够忽视日本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力，充满危机感的美国便将其视为经济贸易的主要对手。
美方主导美日贸易摩擦的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农产品领域。1984年，美日两国通过协议就日本进口美国牛肉、柑橘设定配额。这集中表现了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强烈诉求。二是钢铁领域。直至1984年年末，美日两国在钢铁领域旷日持久的贸易摩擦以日本自愿限制本国钢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而告终；日本承诺将这一比率在5年内维持在5.8%。三是半导体领域。1985年，美国动用《美国贸易法》中的“超级301条款”对日本半导体行业予以起诉，迫使日本签订《日美半导体协定》，强行打开日本市场。1989年，美国以日本在计算机、卫星等方面封闭市场为由，再启“超级301条款”迫使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四是汽车领域。1980年，美日在汽车领域的贸易逆差占比总额凸显。为此，日本政府被迫同意在1981-1983年期间，将对美国汽车出口数量限制在每年168万辆以内。此后，日本又自行将汽车出口数量从1983年10月至1984年年底时段内，限定在185万辆以内。与此同时，日本为了回应以美国国会众议院“国产汽车零配件义务”草案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在美国当地建立生产线，扩大美国劳工就业，通过就地生产销售来缓解贸易摩擦。此外，美日在电视机、建筑等领域也发生了较为激烈的贸易摩擦。
由此看出，日美间贸易摩擦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战后以来的新高度，并延续至今。这也使得日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凸显。面对日趋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一方面运用经济手段迫使日本进行自我限制、开放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则通过货币手段缓解自身在贸易领域的颓势。反观日本，由于其在安保、政治等方面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极高，生怕因两国贸易摩擦影响到整个日美同盟关系的巩固与发展，所以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度面前大多采取了以缓解贸易摩擦为目的的妥协性对策。屡屡对美采取自主限制出口、日元升值、快速开放国内市场等让步政策，最终导致国内经济衰落。
美国发起的“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影响
二战之后，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根据美国一贯的战略思维，注定其会不顾他国利益，利用世界经济霸权及国际货币协调机制来摆脱国内困境。1985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联邦德国财政部长斯托登伯、法国财政部长贝格伯、英国财政部长劳森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闻名于世的“广场协议”。该协议旨在通过五国政府联合对外汇市场施加干预，促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稳步下降，以此解决美国经济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美国发起签订“广场协议”，标志着美方将汇率作为解决与他国贸易收支逆差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工具。而“日元”则成为美国施压的主要对象。“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中央银行旋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大量抛售美元，外汇投资者紧随其后效仿。受此影响，美元汇率应声下跌，日元兑美元汇率则相应升值，且上升速度极为迅猛。1987年，日元兑美元汇率已上升至二战后最高水平。1988年，日元汇率几乎飙升到1985年的一倍。
从日方的反应来看，此次日元升值的速度出乎其意料，日本政府曾尝试通过各种手段对此予以控制。美日于1986年达成“贝克——宫泽喜一协议”，日方试图通过构建双边机制减缓日元升值势头。1987年，日本又以G7成员国签署了“卢浮宫协议”，希望通过多边渠道将非正式汇率波动控制在预期目标的5%左右。但日本政府的上述补救行动均未奏效，日元兑美元汇率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趋于稳定。
历史事实表明，“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总体上看，1986年日本名义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由1985年的7.4%和6.3%下降为4.7%和2.8%。出口总额则由1985年的415719亿日元下降到345997亿日元。从具体行业数据看，矿业和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最大。主要原因就在于日元升值后的出口环境恶化。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日元升值破产”的现象。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的调查显示，自1985年11月起至1986年5月的7个月间，日元升值共导致154家企业破产，且大多集中在钢铁金属及机械等制造产业。在翌年的年度经济报告中表示：“1986年，由日元升值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日元升值破产’以电气、机械、钢铁等制造业为中心，与前一年度相比大幅增加。”该年度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相关企业高达698家。
值得注意的是，从1987年起的4年间，国外短期资金不断流入日本，加剧了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究其原因，“广场协议”是日本出现泡沫经济的重大诱因之一。正是由于“广场协议”的签署，才使得日元在短时间内迅速升值，从而再次令日本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这也导致日本政府在制定相关对策时敏感性过度，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决策失误。可见，“广场协议”签订所造成的日元迅速升值，对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造成日本以制造业、矿业等企业经营状况普遍恶化，日本学界将此称之为“日元升值不景气”。
日本政治与经济让步并未化解美日贸易摩擦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开始谋求国际政治诉求。从1982年11月起，出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任期长达5年之久。他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及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的口号，其所谓“政治大国”是指“在政治上拥有同美国、西欧平起平坐的地位，经济上成为同美国、西欧并列的一个核心”。这就需要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谋求欧美国家的政治支持，因而，缓和日美贸易摩擦甚至妥协就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面对美方在贸易摩擦问题上的高压态势，中曾根康弘政府积极妥协，甚至不惜牺牲本国的部分经济利益来作为代价。中曾根康弘在“广场协议”签署后立即成立了“应对国际协调之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该组织以所谓“国际协调”的溢美之词掩饰了中曾根康弘的对美妥协态度，快速发布了以转变日本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为要旨的“建议报告”。为了减少日美贸易摩擦，中曾根康弘政府以“国际协调”为目标，将日本经济政策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他甚至发表电视演讲，呼吁“每位国民购买100美元的外国商品”。由此看来，日本之所以签署“广场协议”，不仅是由于受到日美在战后形成的不对等关系的影响，更因为日本想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需要得到盟主美国的认可。
总之，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起签订的“广场协议”引发日本经济下行，这是在美日不对等同盟框架下发生的一次“强买强卖”，是美国意欲打压日本崛起，以维护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进行的战略压制。日本以惨痛的经济代价，换来了有限的国际政治地位提升，美国则通过对日本经济的压制，得以延续其世界政治、经济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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