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19日我提交了专利申请。结果准确率达到100%。样本阳性的上报CDC，他们复核。阳性样本数量快速上升。这样做相当于为患者就诊开辟一个快速通道。有感染风险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工作比较特殊，我们都会自我检查，目前为止检测人员没有因检测而感染。
晚上9点，是记者和刘为勇约定的采访时间。
然而，直到深夜12点以后，他还没有回复微信。
刘为勇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检验科，做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
刘为勇在实验室
直到第二天下午，记者才等到他。
熬3通宵测出全基因组序列 拿到结果有不好预感
《中国科学报》：您是哪一天接到第1个疑似样本的？
● 刘为勇：
我这边有记录。我们一直在监测，也向国家CDC反映过。我们第一例大概是在1月2号开始做的。在1月7日就获得了这个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中国科学报》：你们自己完成了测序？
● 刘为勇：
我们是一个团队，包括来自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南医院的团队、中山大学团队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科研人员。大概4天就测出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相关成果已经写成文章，投给了国际期刊EMI（Emerging Microbes &Infections）。
《中国科学报》：论文内容您能介绍一下吗？
● 刘为勇：
论文讲的是我们针对两个病例，采了标本之后，第一时间做了检测。那时候是1月2日左右。当时高度怀疑是SARS，用某公司试剂盒测过后显示阳性。
于是我们根据SARS病毒设计了6个引物，并利用病毒样本核酸模板做了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6对引物里面有一对可以工作。经过测序，我们发现这个病毒跟SARS差异很大，当时就怀疑是一个新的病毒了。
同时开展的二代测序，拿到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于是，我们发现这个病毒和已知6种冠状病毒都不一样，是新病毒，而且它跟SARS病毒进化关系比较近。
《中国科学报》：得到这个结论时是什么心情，有不好的预感吗？
● 刘为勇：
是有不好的预感，毕竟跟蝙蝠来源的SARS病毒亲缘关系较近。考虑到SARS曾经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第一时间就把结果向中国CDC进行了书面汇报。
《中国科学报》：你们的团队是怎么合作的？
● 刘为勇：
我平时临床检测任务较多，做研究是在五点下班之后，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武汉大学那边，在我原来的合作导师那边做课题。
疫情发生后，我们一起攻关，基本上熬了三个通宵，在第一时间把基因组序列搞出来，因为平时就是这种工作状态，也没有觉得特别辛苦。
我们这几个人是普通工作者，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内国际都属于一流的成绩。
没有商业试剂盒，7天自己研发出试剂盒
《中国科学报》：你们现在用的哪个厂家的试剂盒？
● 刘为勇：
我现在用两家企业赠送的商用试剂盒同时做对比检测，由于法律法规要求，我自己提前研发的检测方法暂不能用于此次疫情的检测。不过这两个商用试剂盒的检出率有差别。
《中国科学报》：您自己研发了新病毒的测试方法？
● 刘为勇：
拿到全基因组序列以后，我就开始着手研发试剂盒。科室领导在研发方面给了我更多时间。
这个检测方法用的是分子诊断技术。我们把荧光定量PCR和普通PCR加测序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用于筛查病毒。这也是金标准之一。
这里面用到的探针引物全部是我自己设计的。1月13日，我就把这个检测方法建立起来了。19日我提交了专利申请。
《中国科学报》：您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出来？
● 刘为勇：
还是蛮有信心的，因为我已经累积了大概5年左右病毒病原体试剂盒研发经验。
我们曾经研发了很多临床用的检测试剂盒，覆盖细菌、真菌、病毒和寄生虫，大概有30多种试剂盒。在投入临床使用前，我们也会认真进行各种性能评估。这些试剂盒在我们医院已提供临床诊断服务近万人次。
不过根据政策规定，这些试剂盒不能用来盈利和推广，仅限医院内部使用。
《中国科学报》：您的测试方法好用吗？
● 刘为勇：
因为样本比较珍贵，数量并不多，所以我们大概用了十几份阳性样本，包括大便、血、尿样本来验证。
结果准确率达到100%。灵敏度很高，特异性非常高，不会被别的病毒干扰。
大概从1月13日以后，我们开始用我的方法，对收到的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的筛查。
这是为了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医院心里有个底。
这个工作是我们出于社会责任感自己做的，实际上患者没有要求，CDC也没有要求。但我们还是将早期筛查结果报告给了CDC。
标本量特别大 连续工作21小时
《中国科学报》：您昨天工作了多长时间？
● 刘为勇：
接近21个小时。现在标本量特别大，没办法。昨天检测了大概100多例样本。
《中国科学报》：一下子激增的吗？
● 刘为勇：
由于疫控中心难以满足这么大量的检测需求，所以中国疾控中心（CDC）在1月26日就把检测权限下放到我们这种拥有P2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大型医院。样本阳性的上报CDC，他们复核。那天起我们开始用商用试剂盒。阳性样本数量快速上升。
这样做相当于为患者就诊开辟一个快速通道。
《中国科学报》：检验科的人手够吗？
● 刘为勇：
现在感觉是不够的。技师要有一定资质和从业经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我们还是以前那些人，大概十几个。除了检测以外，现在还要手动整理、上报大量患者信息，这个工作也非常花时间。
一个医生一天看千个就诊者 这是“医疗挤兑”
《中国科学报》：外界觉得现在诊断的速度有点慢。您怎么看？
● 刘为勇：
现在有谣言说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很严重，得了就会死。这造成所有人不管大病小病，感冒、发烧都会往大医院挤。但不论哪个城市的医疗资源都是有限的。
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医疗挤兑”。
门诊的高峰期，一个医生一天要看1000多个就诊者，基本上就是不眨眼地看病，其实看一天也看不完。
我听说门诊采血的护士一天至少工作12小时，累到趴在桌子上面就睡着了，那个桌子是很脏的，说明她确实累得受不了。
而且患者大量聚集在医院还会造成更多的人际传播。
地铁、公交也是疾病传播的重要场所。后来武汉市政府停止了公交和地铁系统运行，这是很明智的。
现在已经把大量就诊者疏散出去了。因为武汉市实行了分级诊疗。这样是合理的。患者也不会那么恐慌。
标本在我这里又不会打喷嚏
《中国科学报》：这一次疫情让您心慌了吗？
● 刘为勇：
这一次我感觉还好。因为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自己都怕了，退缩了，怎么帮病人诊断、帮病人看病？
其次我们都有一定的科学素养，会理性对待和处理风险。
这个病毒虽然传染性很强，但它主要是通过气溶胶传播，例如病人打喷嚏、采样环节暴露等容易被感染。
但我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标本，标本在我这里就很安静了，它又不会打喷嚏。
真正危险的是在一线治疗和救护的护士、医生。请大家善待他们。
《中国科学报》：您现在的安全防护是什么样的？防护品够用吗？您觉得安心吗？
● 刘为勇：
我在P2实验室，我们每个人是按P3等级进行个人防护。P3等级个人防护服穿上就不能上厕所、吃饭、喝水，一天要换至少三套。
检验科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团队部分成员
防护品检验科里暂时还够用。
我对安全比较放心。不过毕竟按规定应该是P3实验室做检测，现在我们是在P2 实验室做。有感染风险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因为现在CDC检测容量有限，我们义不容辞。我们会继续做，绝不退缩。
回到家孩子要抱抱，有时忍不住还是会抱一下
《中国科学报》：您这几天回过家吗？
● 刘为勇：
自己每天回家都非常晚，一个是怕传染给家人；二是本身工作也非常繁忙，临床工作之余，我还想去研究下这个病毒相关规律和临床现象。
因为工作比较特殊，我们都会自我检查，目前为止检测人员没有因检测而感染。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1岁半。有时候小孩子过来要我抱一下，还是忍不住抱抱，心里清楚还是应该隔离一下，但忍不住。
《中国科学报》：家人对你做这个工作担心吗？
● 刘为勇：
肯定担心，我母亲要求我有空就给她打电话报个平安。
《中国科学报》：你的同事们情况怎么样？
● 刘为勇：
都在加班加点，过年几乎都没怎么休息，很多同事都是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大家没有任何怨言，也为自己能参与到一线工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也想请大家给予政府、疾病防控部门和医疗机构足够的信任和耐心，也请配合他们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作者李晨 文中图片均为刘为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