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本人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把曾国藩的一生事迹进行广泛的传播。因此列入通俗史学似无问题。而三国演义中，却成了一个多智而近妖的人物。因此大部分明清历史演义基本都只能看作是文学作品，难以称之为“史学”。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份独特遗产。鉴于此，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大部分历史演义、历史小说都应该列入“通俗史学读物”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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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清什么叫“通俗历史读物”，我们先要弄明白什么叫“通俗”？
“通俗”一词首先出现在东汉末的服虔所著的《通俗文》一书书名中，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俗语词辞书，由此可见在汉代“通俗”二字就意味着贩夫走卒能懂的、所操的语言。因此“通俗”一词后来一直是指“浅显易懂，容易被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的”。正如《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所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通俗历史读物”，将“通俗”这个定语加之历史之前，表明说明这类作品一定要具备通俗化、大众化的基本特征。其次，毕竟叫历史，因此又必须符合历史学“求真”、“求实”的基本要求。因此通俗历史读物应该重在向普通受众传播、普及历史知识，而不是单纯以取悦受众为目的的娱乐化的戏说。
电视剧《甄嬛传》海报（网源网络）
按照这个标准，历史小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图反应历史真实的，进行可靠的历史知识传播的作品，比如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等，主要情节都有扎实的史料作为依据。唐浩明本人也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把曾国藩的一生事迹进行广泛的传播。另一种则是以历史为背景，绝大多数故事和细节都是文学想象，之所以把故事放到某个定历史特时段，只是为了完成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符合史学求真的原则。比如电视剧《甄嬛传》，只是以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为挂内容的架子，挂的是完全虚构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挂羊头卖狗肉，所以应该算是文学。再比如金庸的小说，虽然基本都是以具体的历史时代为背景的，里面有些人物还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显然只能算通俗文学。
虽然通俗历史读物的可以厘定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在实际的阅读和研究中，我们经常发现，要截然划清通俗史学读物与文学作品，也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种文体相互纠缠得很深。是否“尊重历史真实”，创作目的是否是普及历史知识，这两个标准毕竟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不同的阅读者经常会产生不同的判断。比如《三国演义》到底算通俗史学读物，就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三国演义》是有代表性的、典型的通俗史学读物，因为《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历史，一般认为它的内容七实三虚，其中尤以清代学者章学诚的看法最为典型：“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因此列入通俗史学似无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人研读后的结论是，《三国演义》百分之七十的细节或为虚构，或者与历史真实有很大不同的。甚至主要人物的基本性格形象都与真实的历史记载出现巨大反差。比如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一个“一生惟谨慎”的人物，并不以善用奇谋妙计而闻名。而三国演义中，却成了一个多智而近妖的人物。“历史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大略的故事框架，一个时空断限。历史人物己被重新塑造，历史事件已被重新安排。它不再像历史典籍那样去真实地记录和叙述历史，而是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去塑造、虚构历史，把作者对历史进程的把握和对历史人物的爱憎，对时代精神的阐释全都融合到一起，将三国历史加以演义、虚构、渲染，或者改头换面，或者添枝加叶，已非原来历史的真实面目”。[1]
影视剧中的“桃园三结义”（图源网络）
与此相类似，有人认为，大多数明清历史演义仅仅以历史时代和人物为幌子，所表达的观念和判断、体现出的历史逻辑过程，都与历史真实相去极远。特别是有些作品，多数人物和绝大部分细节虚构的，比如《杨家将演义》。因此大部分明清历史演义基本都只能看作是文学作品，难以称之为“史学”。
面对这一难题，我的主张是尽可能把“通俗史学读物”这个概念放宽一点。第一是因为我们面对历史上的这些作品，要抱以“同情之理解”，充分考虑不同历史时期作者的观念局限性，不可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他们的历史观和学术素养。第二，中国通俗史学的实践要远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源远流长，而且在历史上也比大部分国家兴旺发达。至少从宋代开始，中国商业讲史与通俗演义写作就已经非常繁荣。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份独特遗产。而这份遗产的主体，就是历史通俗演义，它们在中国通俗史学实践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也是今天通俗历史读物写作的重要源头，创作者一直从中汲取中国风格和中国手法。鉴于此，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大部分历史演义、历史小说都应该列入“通俗史学读物”的研究范围。
[1] （朱大渭《三国历史与三国演义》,《六朝史论集续编》,学苑出版社年,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