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在价格上斤斤计较的顾客，沈军对待的办法一般只有这一个。更有甚者直接在苹果零售店外支起了摊，开始现场贴膜，但在这里一张贴膜的身价又再次飙升至80-100元。最先进入市场的是摩米士和亿色，它们的售价分别为30-50元不等，同时利润可观但不及不带包装的单片裸膜。
文/Wise财经 夏雨萌
廖辉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前半生能一直和手机配件打交道。
十二年前，他还在深圳一家不知名的小电子厂做杂工，上班时间没有任何规律，日夜颠倒对于廖辉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
但正是一次契机，改变了他的从业路径。“有次春节回家几个老乡一起聊天，他们说现在做手机生意特别火，我一问比我现在挣的可多了。”
那时手机的老大哥诺基亚如日中天，紧随其后的是摩托罗拉、索爱、天语等品牌，苹果、小米、OV还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
正是一次偶然间的对话，让廖辉对手机产业产生了足够的兴趣，他决定随老乡一同来北京打拼。
初来乍到，廖辉便犯了难，他不知道该从手机的哪个品类开始做起，到底是跟着老乡一起做买卖手机的生意还是做手机周边的生意。
“后来我用了几天时间转变了北京所有市场，包括公主坟、中关村、木樨园，最后选择做配件生意。”廖辉对《Wise财经》说，之所以选择配件来做，一部分是因为它的成本相对较低，不用像手机一样需要用大笔资金来压货。
廖辉没有选择留在深圳，他和老乡同样觉得，深圳本身已经在电子产品批发之列中形成了规模，而北京在当时在手机行业中仅初具规模。
从广州韶山的老家出来时，身上只带了10万元，这是他两年的工资和从家中借来的一些积蓄。“当时这些钱不算少了，我一直告诉自己出来干只能成功。”
一、“捞金者”的天下
对于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的北京手机市场，想来捞金的“北漂”者并非廖辉一人。“我是06年来的北京，那时候手机市场很多水货和假货，比现在要乱得多。”陈丹对我们回忆起当年的境况。
他与廖辉在北京城内相隔南北，陈丹没有选择在方仕通科技广场，而是选择在中关村鼎好电子城租下一间店铺，这也是当时北京电子市场颇具影响力的地区之一。
相较于木樨园或中关村，我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西直门电讯街的存在。
90年代初，北京市电话局西直门营业部开始对外销售传呼机（BP机），随着这一通讯产品的迅速普及，许多经营传呼业务的公司在西直门南小街设立经营网点。从此时起，西直门电话局周边开始聚集大量从事通讯生意的商户。
随着2000年前后手机进入中国开始，这里的商户又被重新洗牌，原有的寻呼机销售点不在，取而代之的则是手机。彼时，这里卖的手机基本是以水货诺基亚为主，外加一些简单的配件产品。
纵观这些配件，当时的产品只有飞毛腿电池、山寨万能充、数据线，相较于现在品类较为单一，品牌化的配件也少之又少。
早在1998年，沈军便是西直门手机一条街中的一员。“那太早了，21年过得真快，那时候我刚23岁。”虽然沈军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但提起当年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沈军对我们讲，那时的手机配件大多都是深圳或东莞地区的电子厂做出来的，而主要的卖点也只有电池、万能充和数据线，电池的售价基本在三五十，万能充则相对便宜，一般在10-20元之间。
“其实有好的有次的，但有的人想贪便宜那你就卖他次的呗。”对于一些在价格上斤斤计较的顾客，沈军对待的办法一般只有这一个。他对我们说，做生意本身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就像三十块钱的电池和五六十电池相比就有一定区别。
最初，电池行业的老大哥只有飞毛腿一家，但在假货盛行的年代，仿品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此时，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仿制品，包括诺基亚电池、摩托罗拉电池、索爱电池等在内的大牌手机厂商。
“飞毛腿的占比是最多的，其它是一些杂牌子。”沈军告诉我们，在2002-2005年这段时间内，诺基亚手机的市场占有率逐年上升，因此带来的周边配件效益是最高的。
通常，一块高仿原装诺基亚电池可以被卖到80元左右，而进货成本却仅有三分之一，另外的杂牌电池成本则更加便宜。“那时手机都是可拆卸电池，不像现在都是内置的，每天都有手机店的老板来采购，一箱如果按50块电池计算，一天大概能走掉四五十箱子是没问题的。”沈军说。
在苹果还没有出现的年代，人们出门基本都是两块备用电池 万能充电宝的标配形式。陈丹告诉我们，他在2006年入行做手机配件开始，直到2010年苹果发布iPhone 4，他这4年间几乎卖了上万块电池和万能充电宝。
正是在这几年，手机配件市场一跃而起，由于该产业产品小而美、复购周期短、利润空间大、投资门槛低等特点，大量从事手机销售的人员开始开辟第二块“掘金地”。
孙宇最早同样在方仕通经营手机生意，正是得益于苹果的iPhone系列，让他捞得了手机配件的第一桶金。
“应该是09、10年那会儿苹果刚出手机，我认识做配件的同行们就说未来苹果配件肯定是个趋势。”经过孙宇的再三考虑，他觉得这些同行的眼光应该不会错，因为他们是最先能嗅到商机的人。
就这样，孙宇在方仕通又租下了一间店铺经营手机配件。也正是从此时，手机配件的种类开始发生变化，可拆卸电池和万能充电宝逐渐退市，取而代之的是新型可移动式电池——充电宝。这对于不能拆卸电池的智能手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的神器。
2010年iPhone 4发布前夕，该机各式各样的手机贴膜、手机壳被纷纷运向北京各大手机集中地，一夜间它们的身价暴涨。
“那时候贴张iPhone 4的膜最便宜也要30，基本都在50元左右，一天挣个万八千不成问题。”廖辉回忆，那一年iPhone 4被视为身份象征，手里拿着一部当时最新潮的苹果手机说明你不会差钱，对于50块钱的贴膜或者50块钱的手机壳根本不会在意。
更有甚者直接在苹果零售店外支起了摊，开始现场贴膜，但在这里一张贴膜的身价又再次飙升至80-100元。“里边买机外边贴膜，当时这是标配，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贴膜都要排队。”陈丹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在当时，手机贴膜的确需要手艺。在iPhone 4盛行的年代，贴膜的主要材质还是以PET为首的软质塑料膜，这非常考验贴膜师傅们的技艺，如何贴出没有灰尘没有气泡的膜成为大家每天练习的目标。
对于贴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功能机时代，但那时人们对于贴膜还未有很大需求，一方面是功能机的屏幕较小不利于贴膜，另一方面当时触摸屏设备也很少，不需要在屏幕上进行滑动，因此减小了屏幕受伤几率。
“最早的膜是很薄的PVC膜很不好贴，后来才有PET膜，但最初是很大的一张，你需要按不同手机屏幕尺寸进行裁剪。”沈东告诉我们，他很早就学会了贴膜，但那时基本用不到，直到触摸式的智能机出现才派上用场。
一块小小的贴膜虽然成本很低，但却盘活了众多附加产业，譬如保护膜行业、模切行业、印刷行业、包装行业、物流行业。
而能够盘活这些产业的则是贴膜带来的商业化进程，越来越多不为人知的小工厂开始向品牌化高端化所迈进。以至于现在的贴膜种类总能让人眼花缭乱，高透、磨砂、防窥、镜面、防爆、彩贴等名词不断映入眼帘，同时也印在了各种贴膜品牌的包装盒上。
廖辉告诉我们，从2010年开始就开始有一些正规化贴膜厂商的货源不断进入市场，普通贴膜的售价瞬间跌落谷底。“那种不带包装的不值钱了，很多人开始进了那些品牌的贴膜。”
最先进入市场的是摩米士和亿色，它们的售价分别为30-50元不等，同时利润可观但不及不带包装的单片裸膜。“当时来讲是这样的，但后来摩米士提高了利润，这样裸膜反而没市场了。”
孙宇告诉我们，现在裸膜的利润非常之小，一片也只在1元左右，甚至几毛钱，整个市场的商家更加倾向于卖带有包装的品牌贴膜。
“裸膜基本是走量了，量大利润还好，这种品牌的卖得比裸膜好，高透卖得做多，其次是防偷窥的膜。”孙宇说。
在手机日益普及的当下，不仅是智能手机行业在发生的革命性的颠覆，手机配件行业亦是如此。
如今，手机贴膜和手机壳与五年前相比，已在创意和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消费者的审美观需求也与之前发生了改变，大众不再认为“随便买个价格便宜的配件能用就行”，而是认为“如果好看，质量好，宁愿多花点钱也愿意”。
据ZDC于2011年发布的手机配件购买调研报告显示，手机和手机配件都购买过的人群占比为36.9%，购买配件的原因主要为新添配件和原来的配件损坏，分别占比49.1%和43.4%。
而据《Wise财经》的调查了解，当前人们主要的购买需求依然是新购机和配件损坏，并且出现了配件种类分化的现象。即男性用户更加倾向于创新性、实用性配件的购买，譬如外置镜头、游戏手柄、摄像云台等，而女性则更加倾向手机美观性，即手机壳、挂绳等。
“女性主要是买壳买的多，定制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周晓对《Wise财经》说，在iPhone 4刚刚发布之处，就曾有很多人来购买手机壳以及挂绳、贴纸，这些都集中在女性身上。当时在鼎好电子城的周晓刚刚赶上第一波配件红利，也顺利的捞到了一桶金。
对于主营手机壳的周晓来说，在他的记忆里，这些配件最开始几乎没有正规品牌，但在后期正规品牌开始在手机壳上下功夫，销量随之而起，除了品牌手机壳开始大量涌入市场之外，DIY定制手机壳也成为了2015年后的潮流趋势。
李峰现在北京从事手机壳个性定制设备销售。据他讲，光去年的手机壳定制设备销量比前年同比增长180%，而采购设备的客户大多均是做手机壳生意的店主，而他们采购的原因基本都倾向于成品手机壳同质化较为严重，没有差异化，在售价上无法卖出高价，因而导致销量不佳。
“个性化配件的确在现在很有市场，大多购买者依然是女性还有情侣。”周晓称，在他的店面中，每天都有前来制作个性化手机壳的用户，他曾粗略的统计过一天至少能卖出三十多个定制壳，每个售价均在50-80元不等，材质上乘工艺复杂收费则高。
据中国三大运营商披露的最新数字显示，以手机美容、个性定制为代表的手机周边市场规模已超过2000亿元。
在这其中，手机数据线和充电器市场规模及需求量，要比手机贴膜和手机壳更为火爆。
“最早的手机配件是只有品胜、飞毛腿，品胜主要是数据线充电器，飞毛腿是电池，两者占比还是很大的。”沈东在西直门经营了十年手机店后也搬到了方仕通，他告诉我们，在2005年前后品牌化的手机配件好比现在的品牌化贴膜一样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进入市场。
虽然在当时飞毛腿电池在整个市场占了绝大多数，但在智能时代飞毛腿的踪迹却似乎“藏匿”了起来，声音逐渐缩小。同样是在深圳，以品胜为首的品牌化配件商开始在电池、数据线、充电器等配件上发起攻势。直到2009年摩米士从中国香港市场进入大陆市场，品胜和摩米士才在电池、数据线、充电器业务上平分秋色。
“其实当时完全没听说过还有品牌的这种配件，因为卖仿品卖习惯了。”廖辉觉得，当时的仿品空间很大，对于一个品牌化的配件来讲，起色或许不会很大，有可能会被直接击垮。
但是，市场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最早，品胜在营销策略上采取了现在小米所秉承的低价战略，用比仿品过硬的品质和仿品一样的价格开始攻城略地，抢占市场。
直到2010年苹果iPhone 4的出现，手机配件市场中再次涌入了更多新玩家，其中不乏2011年成立的亿色和2012年成立的绿联。
根据品胜官方提供的数据，2007年旗下的数码相机电池、充电器市场占有率已经达至70%。然而，时过境迁，在2016年品胜的上半年半年度报告里，品胜的营业收入、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出现了30%左右的下跌。品胜对此的解释是行业竞争及假货影响，加之千机网项目带来的加盟商调整，致使部分产品市场占有率下降。
亿色和绿联属于后来者居上。二者优势主要在于拥有苹果的MFI认证，这一项认证在整个配件产业中至关重要，它是苹果公司对授权配件厂商生产的外置配件的一种标识使用许可。
苹果曾对所有授权经销商有明确且强制性的要求，对于苹果的功能性配件产品，必须销售经过认证且授权品牌的配件产品，否则使用不带授权的配件的产品造成苹果产品损坏，将不作任何保修。
也就是说，使用带有MFI认证的配件一旦造成苹果手机损坏是可以要求苹果进行保修的，而使用未经认证的配件则无法享受保修服务。
陈丹告诉我们，在他的客户中，现在购买绿联的比例相较品胜相差无几，同时很多用户也不会关心是否具备MFI认证。“基本都是觉得能用就行了。”
“基本都是品牌配件，仿品也存在但比例很小了，主要是品牌的大家用着也都放心，安全性比以前高了很多。”廖辉说道。
沈东作为他们几人之中唯一一个经历了BP机时代的店主，同时他也经历了中国手机配件的兴衰。在他看来，品胜是品牌手机配件的代名词，但它现在似乎有些“疲惫”，曾经的风光已被绿联和亿色迎头赶上。除此之外，与其相争的摩米士品牌也在新品牌的冲击下失去了些许光芒。
“这几个品牌我都有做过，最初品胜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卖得最好，后来是摩米士的手机膜和壳卖得最好，现在就基本是亿色、绿联的数据线、充电器。”沈东称。
当手机配件行业经历了1.0版本（品牌正规化）、2.0版本后（营销推广占有市场），来到了3.0时代（创新研发与协作）。在3.0时代，手机配件拼的却是在硬件上的整体创新、研发和生态协作，将不再是单纯的手机配件加工、生产商（ODM）。
当前，手机配件也在经历着洗牌与重生，一些手机配件店也被陆续关闭。
“市场关门的也有很多，大多是因为卖得不好搬出了北京，也有的是不再做这个行业了。”沈东说，手机配件市场本身就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市场，谁也不能保证永远的盈利。
“不过现在批发的人确实没以前多了，现在基本一天三五十箱走，以前一天能走个百八十箱吧。”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陈丹来说，他现在依旧每天忙碌于生计之中，因为他很清楚，他不能放弃这份生意。
也有许多人在不断变化玩法，不断转战战场。京东、淘宝、拼多多上都有他们的身影。从线下到线上再到线下，他们似乎也经历了电商十年间带给他们的客源与营收。
现在，没有人靠单一的产品盈利了，而是依靠全品类。从手机贴膜到手机壳再到手机数据线、充电器、充电宝、游戏手柄……
“这个生意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是累心。”廖辉依然在忙碌于进货发货照顾老主顾，只是在他的柜台上多了一排电子烟的柜子。他只在吃饭时才有时间与我们聊上几句。在即将春节的关头，他把全家接到了北京，准备在此过年。“都已经三年没团聚了，为了生存谁都不容易。”
生存而不是生活，这似乎已成为所有店主们的感叹。他们绝大多数都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同时也融入了这个属于他们的时代。
二十年间，这个行业从无到有，经历了两大周期变革，再过二十年，中国手机配件市场的天下又不知会是怎样的格局。
注：应被访者要求，文中廖辉、陈丹、沈东、孙宇、周晓、李峰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