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朝鲜出事，他们首先要做的必然是向李鸿章请示。对于竹添的分析，金玉均等人都深表赞同，于是，他们不再考虑清军的反应，开始全力筹划自己的政变行动。1884年12月4日，朝鲜第一家现代化邮局正式宣告落成。事先，竹添进一郎就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要拿到李熙的亲笔手诏，允许日军相助，这样日军才能出动。
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十年前，1884年，清军就已经与日军有过第一次交手了。那是在朝鲜的首都汉城，由于朝鲜的内部政变而引起的一次激烈变乱，结果把中日两国都深深地卷入了进去，并且发生了直接交火。下面就给大家讲述一下这一次中日冲突的前因后果。
（一）
事情发生在朝鲜，我们当然要先讲一讲朝鲜当时的情况。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朝鲜内部矛盾重重，时局动荡不休，一场巨大的变乱已经近在眼前。
此时的朝鲜国王是高宗李熙。他生性懦弱、优柔寡断，遇到点事情就不知所措，结果当了一辈子的傀儡皇帝。他登基之初，是亲爹大院君李罡应把持朝政；后来李熙长大成人，又让自己的老婆闵妃控制了整个国家。
朝鲜向来有党争内斗的传统，此时的文武百官也大体上分成了两党。一个是事大党，这个党以闵妃为靠山，以闵妃家族的人为核心，主张依靠清朝来保护朝鲜，对于西方文明则采取了类似于中国洋务运动的态度，只引进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绝不引进西方的制度与文化。
另一党就是开化党。其核心人物是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一批年轻官员。他们希望能够对朝鲜进行较为彻底的变革，尽快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因此，他们对于日本较为亲近，对清朝则十分的反感。
但是，当时的国家大权都掌握在闵妃的手里，开化党人没有多少实权。因此，金玉均、洪英植等人就开始考虑采取武装政变的方式来夺取政权，首先要除掉闵氏集团。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金玉均等人就寻求日本的帮助。日本此时正对朝鲜心怀叵测，见开化党人主动投靠，自然是一拍即合。于是，在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的策划下，一场军事政变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了。
不过，开化党人想要搞政变，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难以克服，那就是驻扎在朝鲜的清军。
清军为什么会驻扎在朝鲜呢？这是因为在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当时由于长期欠饷，朝鲜的军队发生了暴动，差点要了闵妃的命。闵妃情急之下向着清朝求援，于是，清廷派出了淮军将领吴长庆率领六营淮军进入了朝鲜。淮军进入到朝鲜之后，平定了朝鲜的乱局，闵妃又重掌大权，此后吴长庆和这六营淮军就一直驻扎在汉城附近，变成了高宗李熙与闵妃的后台靠山。
有清军在，开化党人想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到了1884年，他们的机会来了。因为这时中法战争爆发了，清廷紧急调吴长庆率领三营淮军回国参战，留在朝鲜的就只剩下三个营1500人的淮军了。
这时，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人兴奋起来，他们与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商量，打算借助驻扎汉城的日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日军为什么也会驻扎在汉城呢？这时因为“壬午兵变”时，有很多乱兵和群众抢劫了在仁川的日本侨民和商社，在汉城的日本大使馆也遭到了抢劫与破坏。日本当时借口保护侨民，就派了一支军队来到了朝鲜。事后，日军磨磨蹭蹭地不肯爽快撤离，经过一番软磨硬泡，最后终于留下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护侨”。
金玉均和洪英植就想借助这支日军的力量来搞政变，他们想让日军去对付清军。但是竹添公使却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
（二）
竹添进一郎认为：清军的主将吴长庆已经回国，留在朝鲜带兵的是记名提督吴兆有与总兵张光前。这两个人官职不算高，肯定不敢担责任。一旦朝鲜出事，他们首先要做的必然是向李鸿章请示。李鸿章有了指示，他们才敢行动。
而问题就出在这里。此时，驻朝清军与国内的联系全靠着北洋水师定期班轮来完成。北洋水师的轮船每隔几天就会开到朝鲜仁川，吴兆有和张光前要靠着这班轮船才能让远在天津的李鸿章知道朝鲜的事情，李鸿章有什么指示同样也要靠着轮船来传递。如此一去一回，少则七八天，多则十余天，在这段时间里，开化党人已经足够完成他们的政变计划了。
日本方面则不同。日本与朝鲜之间的海底电缆已经接通，完全可以通过电报联络。朝鲜这边发生的事情，日本那边瞬间就能知道。如果要派点援军什么的，那肯定可以抢在清军之前。
竹添进一郎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竹添认为：日军没有必要去与清军冲突，他们只需要配合开化党人完成政变就可以了。在政变的时候，清军肯定不敢轻举妄动。
对于竹添的分析，金玉均等人都深表赞同，于是，他们不再考虑清军的反应，开始全力筹划自己的政变行动。
1884年12月4日，朝鲜第一家现代化邮局正式宣告落成。这家邮局的局长正是开化党首领之一的洪英植。洪英植以庆祝邮局开业为由，大设酒宴，邀请了朝中的文武高官以及外国使节参加，实际上却盘算着要将事大党的头面人物一网打尽。清朝驻朝鲜商务专员陈树棠也参加了这次宴会。
酒宴进行之中，忽然有人高叫“着火了！”大家定睛一看，果然邮局北面的窗外已是火光冲天。在座的禁卫大将军、亲军右营使，闵妃的侄子闵泳翊立即起身到外面察看。
原来，这把火正是开化党人故意放的，目的就是要把事大党的大臣们引诱过来杀死。闵泳翊赶去察看，开化党人却还没有准备好，他们仓促出手，砍伤了闵泳翊。闵泳翊挣扎着逃回了邮局，把里面的宾客吓得四散奔逃。
开化党人政变的第一步棋就没走好。不过，金玉均、洪英植等人也别无选择，只能是破釜沉舟干到底了。
于是，金玉均和朴泳孝、徐光范等人连夜闯进了昌德宫，向着高宗李熙报告称清军发动了兵变，形势十分危急，请李熙和闵妃等人迅速转移到景佑宫避难，因为那里比较利于守御。
朝鲜高宗李熙
李熙虽然比较缺心眼，但是也不相信清军会作乱，精明强干的闵妃更是不信。然而，就在这时，昌德宫内忽然响起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原来，这是金玉均事先买通了一个绰号叫做顾大嫂的宫女，在宫里埋下了几处炸药，然后乘机点燃，用这个爆炸来烘托气氛。
听到爆炸声就在自己的宫内，李熙登时就吓得六神无主，精明的闵妃也慌了手脚，于是，他们就惊慌失措地答应了金玉均的请求，决定转移到景佑宫去。
（三）
李熙连夜带着闵妃以及世子等重要的皇室成员匆匆忙忙地赶往景佑宫。
朝鲜的皇宫不是像北京紫禁城一样集中在一处，而是在汉城东西南北中各有一处，共计五座皇宫。当然每处皇宫的规模都不是特别大。在李熙等人赶往景佑宫的途中，金玉均趁着闵妃不在李熙身边，极力建议请日军来帮忙。
李熙是个没主意的人，听了金玉均的话，便点头同意。金玉均要求他下一道手诏。李熙找不到笔，金玉均塞给他一根外国进口的铅笔，李熙就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日使来卫”四个字。
金玉均拿到这张纸条如获至宝。事先，竹添进一郎就对他千叮咛万嘱咐，要他一定要拿到李熙的亲笔手诏，允许日军相助，这样日军才能出动。现在有了这张字条，金玉均把它交给朴泳孝，要他立即送给竹添。
金玉均
竹添早就率领200多名日军准备好了，见到了朴泳孝送来字条，便立即出动，很快就把景佑宫包围起来，断绝了内外一切联系。
金玉均见日军已到，心里登时就踏实了，于是，他就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对那些事大党的大臣下手了。他首先派人把事大党的李祖渊、尹泰骏、韩圭稷三人骗到皇宫后院杀掉。接着又把闵泳穆、赵宁夏、闵台镐等三人骗到宫里也给杀了。杀到后来，金玉均一时兴起，竟然当着高宗李熙的面，一剑杀死了太监总管柳在贤。
这下子，即使蠢笨如李熙这样的人也能看出来金玉均才是真的谋反者呢。
接着，金玉均又拿出一份名单，上面都是开化党的骨干分子。他要求李熙委任包括自己在内的开化党人来担负最重要的职务。李熙没有办法，只能唯唯诺诺地一一照办。
随后，金玉均等人就以高宗李熙的名义昭告天下，实施开化革新，进行现代化的改革。
高宗李熙自然而然地就被软禁在了景佑宫中。竹添进一郎曾经建议金玉均乘机杀掉闵妃。但是金玉均和洪英植等人都担心这样做会激怒李熙，所以没有照做。然而，闵妃却不是好对付的，她不会对开化党人心慈手软，她的反击即将开始。
（四）
12月4日夜政变发生之后，到邮局赴宴的清朝驻朝鲜商务专员陈树棠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城外的清军兵营，面见了带兵的清军将领吴兆有和张光前。
陈树棠向他们俩通报了汉城的情况，并且建议他们立即出兵。然而，正如竹添所预料的那样，吴、张二人都不敢擅自做主，只是答应派人到城里察看动静。
城里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于是吴、张二人就决定先请示李鸿章再说。
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坚决要求立即出兵平叛。他便是袁世凯。
袁世凯作为一名世家子弟，由于在科举道路上不顺利，所以就靠着自家在淮军的老关系，进入到淮军效力，打算从这条路谋一个出身。1882年，他随同吴长庆的淮军来到了朝鲜。由于他精明强干，办事得力，吴长庆对他十分欣赏，大力拔擢，不过两年的光景，年仅二十五岁的袁世凯就当上了营务处总办，实际上相当于此时驻朝清军的第三号人物了。
年仅二十五岁的袁世凯坚决主张立即出兵平叛，这充分地显示出他的胆略与眼光都非同凡响。
可是，真正主事的是吴兆有和张光前二人，他们俩不敢拍板，袁世凯也无可奈何。
吴张二人一边向着国内请示，一边向李熙上书，询问情形。金玉均假借李熙的名义表示太平无事，不劳清军操心。
在景佑宫里，精明的闵妃开始施展手段。她先是派一个亲信的宫女把求救信藏在剩饭里，假装成丢垃圾送出了宫外，派人送往清军兵营。然后，她又撺掇高宗李熙，以景佑宫过于狭小为由，要搬回昌德宫去。
李熙给金玉均等人下了命令，金玉均觉得现在大事已定，结果就答应了要求。于是，李熙等人在日军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在12月5日大白天回到了昌德宫。
这样一来，等于让天下人都知道了两件事：一是李熙在昌德宫；二是他已经被开化党人和日军给劫持了。
收到了闵妃的求救信和得知李熙回到昌德宫的消息之后，袁世凯再次去找吴、张二人，强烈建议立即出兵平乱。吴兆有和张光前还是优柔寡断，不敢做主。
李熙等人返回昌德宫的举动，让整个汉城流言四起，大家纷纷传言皇帝已经被劫持，开化党人勾结日本，要出卖国家。民众的情绪逐渐变得愤怒起来。
到了12月6日，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对外公布了“开化革新”的具体条款，等于正式承认了他们与日本人共同发动政变这件事。汉城的百姓对于革新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痛恨日本人，现在开化党人与日本人站在了一起，所以他们对开化党人也是切齿痛恨。因此，汉城百姓群情激动，纷纷走上街头，呼吁诛杀倭寇，解救国王。
袁世凯得知这一消息后，再次建议吴张二人立即出兵。他说：“现在形势危急，如果不立即出兵，那么就将大势无可挽回。到那时，二位大人要承担的就不是擅自出兵的责任，而是失去朝鲜的责任。请二位大人仔细斟酌吧。”
吴兆有和张光前心里一琢磨，觉得袁世凯说得非常有道理，不过他们还是不敢擅自做主。这时，袁世凯大声说道：“如果二位大人不敢下令，那就由我来做。将来有什么事，你们全都推到我身上好了！”
这时，吴兆有和张光前终于被说服了，他们决定立即出兵，进入汉城解救告高宗李熙。
（五）
在12月5日还没有得到吴张二人同意的时候，袁世凯其实就已经悄悄地开始准备出兵了。他利用职务之便，将由自己保管的金银拿出一部分，送到朝鲜的左、右营亲军那里，争取他们配合清军的行动。
12月6日，袁世凯在得到吴张二人允许出兵的指示后，又向着淮军士兵许下了重金奖赏的诺言。淮军士兵都是见钱眼开的主儿，有了重赏的加持，所以战斗意志格外的旺盛。
事后，袁世凯因为擅自挪用公款，结果遭到了吴兆有和张光前的弹劾。不过，李鸿章慧眼识才，不但没有责罚袁世凯，反而对他提拔重用。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12月6日下午，清军从军营出发，首先到朝鲜军营会合了朝鲜亲军，大家一起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汉城。沿途的百姓见清军来了，都欢呼雀跃，热烈欢迎。
大约两千多清军与朝鲜亲军很快就赶到了昌德宫。把守在昌德宫的日军与一部分开化党士官生们立即开火阻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
位于首尔的昌德宫
清军人数众多，而且都为了重赏而格外的卖力，所以日军与朝鲜士官生很快就抵挡不住了。清军分别从三处宫门杀入了昌德宫中。
一片混乱之中，闵妃与世子乘机逃走，在一群事大党大臣的护卫下，逃往城北关帝庙，后来又逃到了城外的觉心寺。高宗李熙也想逃走，不过被日本人发现了，结果被日军与开化党人挟持而走。
竹添和金玉均等人带着高宗李熙狼狈逃走。金玉均想让李熙和竹添等人一起逃到仁川去，但是李熙说什么也不肯。竹添也不同意带着李熙走了。这时，李熙要求自己到关帝庙去。于是，开化党人分成了两拨，金玉均、朴泳孝等人跟随着竹添一起逃往了仁川，后来乘坐日本邮轮逃到了日本；洪英植等人则护送李熙去了关帝庙。
清军攻下了皇宫之后，没有发现李熙，于是四处寻找，到了夜里才得知他在关帝庙。吴兆有亲自率人赶去营救。他们在关帝庙救出了李熙，而洪英植等人则被朝鲜士兵乱刀砍死。
至此，被称为“三日政变”的甲申事件就彻底宣告结束了。
政变失败后，朝鲜民众再次掀起了反日浪潮，日本人的店铺、住所纷纷被抢被烧，就连日本公使馆也被烧成了一片白地。很多日本平民都死在了这场动乱之中。
在政变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通过电报得知了这一消息，于是立即派出外务卿井上馨带领着一千多日军赶到朝鲜，打算扩大战果。没想到政变失败得这么快，井上馨只能来收拾残局了。
（六）
本来，日本公然参与朝鲜政变，是一种典型的侵略行径，但是井上馨拿着高宗李熙写的那张铅笔字条当证据，胡搅蛮缠，拿着不是当理说，反诬朝鲜方面烧毁使馆，杀害侨民，要求朝鲜赔款道歉。
朝鲜方面为了息事宁人，做出了一些经济补偿，与日本签订了《汉城条约》，算是了结了这桩公案。
接下来，日本又向着清廷提出了要求。这一次，身为宫内卿的伊藤博文亲自出马，来到了天津，找到李鸿章要进行谈判。
此时，中法战争刚刚宣告停火，李鸿章正在主持对法国的谈判，伊藤又赶来凑热闹，可也真够李鸿章忙碌的。
1885年4月3日，中日两国的谈判正式于天津开始。中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是李鸿章与吴大澂、续昌，日本方面参加谈判的是伊藤博文与日本驻华公使榎本武扬。
谈判一开始，伊藤博文就提出了三项要求：中国从朝鲜撤军；惩办此次事件的中国军官；赔偿损失。
李鸿章对此当然不会同意，双方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最后不欢而散。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李鸿章做了一点小小的让步，同意从朝鲜撤军，但是日本也必须同时撤军。至于其余两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伊藤博文对此恼羞成怒，发出了战争的威胁。李鸿章也不含糊，反正清军刚刚打败法军，此时士气正盛，所以李鸿章当即表示想打愿意奉陪。
这样一来，谈判就进行不下去了。
伊藤博文深知此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不能与清朝开战，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地与李鸿章沟通。
伊藤表示日本可以从朝鲜撤军，但是朝鲜人反日情绪强烈，一旦再出现类似事件，日本保留再次出兵的权力。李鸿章一开始不同意，后来终于做了让步，表示日本如果要出兵，必须事先通知中国方面。
伊藤登时觉得日本占了便宜，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接下来，他又软磨硬泡地要求李鸿章惩办清军有关的军官。李鸿章最后表示，可以以他自己的名义“行文戒饬”，也就是通告批评，但是这一条却不能写入条约之中。伊藤博文没有办法，只好表示同意。
这样，4月18日，中日两国的《天津会议专条》正式签定。条约规定两国从朝鲜撤军，同时又规定一旦将来有事要出兵朝鲜，必须事先告知对方。
这一条有关出兵的协定给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实际上是遗患无穷。李鸿章在谈判时，对这一条显然是忽视了。
4月19日，伊藤博文离开天津回国，李鸿章客客气气地与他道别。他万万不会想到，在十年后，他会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再次与伊藤博文展开一场谈判，而到那时的形势，和今天将会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