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同时，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同样记载了一只“天犬”，在形态以及象征意义上都与上文所述的“天狗”迥异，它的出现竟然会伴随着人间兵灾的出现。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但是，对于“天犬”来说则完全不同，此处的“天犬”无疑是指星象，所以才会有“其所下者”的说法。可见，“天狗”与“天犬”两者最初，一个是兽，一个是星；一个御凶，一个招灾。
提起天狗，我们总会想到它的著名事迹，即“天狗食月”。但实际上这种认知的产生要比我们想象中要晚得多。追溯其源流，在神话渊府《山海经》之中，就出现了两种极易混淆的名称：一名“天狗”，一名“天犬”，虽说犬亦狗也，但是关于其特性却截然相反，那么到底谁才是故事的主角？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一）天狗与天犬，御凶还是兵兆？关于大家熟悉的天狗，详细记载于《山海经·西山经》中：
“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山海经·西山经》
可以看出，天狗在文献中首次出现，便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它外形似狸猫，却有着白首，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瑞兽设定，但它的神性却并非昭示祥瑞，反而是去灾免祸！
于此同时，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同样记载了一只“天犬”，在形态以及象征意义上都与上文所述的“天狗”迥异，它的出现竟然会伴随着人间兵灾的出现。
有金门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山海经·大荒西经》
实际上，以一种动物的出现来预示人间祸福，这是一种古老的“物占”方术，这是因为在“天狗”与“御凶”的占兆形式中，人的意志无法参与其中，作为占卜者是没有主观能动性的，甚至不需要具备专业素养，只要能够准确识别它即可。
但是，对于“天犬”来说则完全不同，此处的“天犬”无疑是指星象，所以才会有“其所下者”的说法。然而古代对于星象的精确观测，则应属于古代的“传天术者”才能精通的技能。
可见，“天狗”与“天犬”两者最初，一个是兽，一个是星；一个御凶，一个招灾。那么是谁把两者揉在了一起？当然还是郭璞了。
郭璞在《山海经》之“天犬”条下注：“周书云：‘天狗所止地尽倾，余光烛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其声如雷，其光如电。”
也就是说他直接就把这里的“天犬”当做“天狗”了，也就是所谓的“以星注兽”，所以郝懿行便说：“郭注以天狗星当之，似误也”。也就是说，郭璞在“星辰有灵”以及“星辰有象”的基础上，将星占与物占完全混淆了，而后世则大都沿袭此说。
（二）天狗是从天上来？在汉代，天狗的故事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山海经》神话的孑遗，在这个故事中，天狗是从天上下到凡间，从而保护了一座城堡无患。
《太平御览》记载：“骊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天狗来其下。凡有贼，天狗吠而护之，一堡无患。”
这里的“来其下”与《大荒西经》“天犬”的“其所下”相合；而“一堡无患”则又是取自《西山经》“天狗”的“可以御凶”。显然，这又是一则混淆天狗与天犬的例子。
（三）天狗为何食日月？关于天狗食日月的神话想象并不是汉族所独有的，在鄂伦春、白族以及傣族等少数民族中同样也有类似的传说，甚至不仅限于中国，在临近的缅甸也有天狗吞月的传说。而当日月被吞食的时候，民间的救日月行为也随之而生，即敲锣打鼓放炮以驱赶天狗。
实际上，关于天狗食日的记载，学者董作宾曾以甲骨犬祭文而参姬周救日月之礼，认为天狗食日月的说法应该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以一个问题是，从这个史料出发，只能证明商周时期有救日月、以及日月为物所食的传统，但是并不能让“天狗”就此被这个锅，因为在先秦时代的文献中，日月中的动物只有两种：日中为金乌，月中为蟾蜍。
值得注意的是，在辽代王鼎的《焚椒录》记述了一件关于天狗的故事，说辽后萧观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又为天狗所食的故事，所以大部分人便将天狗食月的源头追溯于此，认为在宋初这种天狗食月的信俗已经十分普遍了。
“懿德皇后萧氏，为北面官南院枢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梦月坠怀，巳复东升，光辉照烂，不可仰视。渐升中天，忽为天狗所贪，惊寤而后生，时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焚椒录》
但实际上，天狗食日月真正流行最迟应该是在明代了，此时已有“天狗蚀月”的专有名词，而且其文人也经常以其事入诗文中。比如刘炳《承承堂为洪善初题》：“天狗蚀月岁靖康，血战于野龙玄黄”。
所以，食日月的天狗形象的出现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以《山海经》所记载层累的文化内涵为基础，当古人在月食之夜，指着想象中的天狗而奔走呼救时，大概多数人不会想到，这个“狗”其实并非那个“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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