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遗憾的是，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患者会因术后感染而死。当时，无论是新发明的还是成熟的手术，术后死亡率都超过50%。如在法国巴黎的截肢手术，死亡率高达66%。这是现代意义上有记载的首款医用口罩，此后“戴口罩”成了医护人员的标准形象。但这种口罩需要用手一直按压，极为不便。至此，现代医学史上的口罩基本形成。感染者初始会头疼、胸闷、发烧、干呕等，直至窒息死亡。
目前对新型病毒有用的口罩?当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必须从每个人做起，正确使用口罩能有效阻断病菌通过飞沫传播，口罩也因此成了人们出门时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纵观数百年来口罩的每一次发展进化，背后都是一部惨烈的人类与疫病的搏斗史戴口罩，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更是对大家的保护，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目前对新型病毒有用的口罩?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目前对新型病毒有用的口罩
当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必须从每个人做起，正确使用口罩能有效阻断病菌通过飞沫传播，口罩也因此成了人们出门时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纵观数百年来口罩的每一次发展进化，背后都是一部惨烈的人类与疫病的搏斗史。戴口罩，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更是对大家的保护。
意图吓跑瘟疫的“鸟嘴”
半遮面、掩口鼻——历史记载最早的口罩雏形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当时的口罩并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在脸上绑块布片而已。当然，用途也大相径庭。现代人使用口罩是为了隔离病菌或者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保护自己不让病菌侵袭；而古人是为了保护他人或以示尊敬，才会使用布片遮掩口鼻。如古波斯人的拜火教认为普通人的气息是不洁的，因此在进行宗教仪式时要用布包住脸。在伊朗的一些波斯教古墓浮雕中，祭师也戴着“口罩”。
公元1275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旅行至中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盛情款待。在宫廷宴席上，他看到侍奉饮食的侍从一律用蚕丝和黄金丝织成的“绢布”遮住口鼻，经询问得知这是为了防止侍从呼出的浊气污染食物。这段有趣的经历，在他回国后便记录于《马可·波罗游记》（又译为《东方见闻录》）中：“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尽管“绢布”所用的蚕丝和黄金丝现在看来足够奢侈，但实际上发挥的不过是口罩的部分功能。
“口罩”被率先开发应用于卫生防疫方面，是在14世纪的欧洲。当然，它的背后是一场惨烈的人类抵御瘟疫战。
中世纪，一种烈性传染病——鼠疫肆虐欧洲，由于不明传染源，隔离、奔逃都无法有效制止疫情扩散，欧洲人民全面陷入恐慌，甚至一度认为是来自上天的惩罚。从14世纪40年代开始，这场传染病给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欧洲约有30%至60%的人因此而死去， “黑死病”就是人们为鼠疫起的另一个名字。直到18世纪，它才渐渐从欧洲消失。
当时，在一些地方，“尸体大多像垃圾一样被扔上手推车”，异常悲惨。延续百年不停的鼠疫暴发击溃了中世纪的社会秩序，由于教会在鼠疫流行中的处理无力，神权逐渐失去影响力，居民中研究医学的人开始增加。很多人还承担了处理尸体的工作，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自我保护，一般用麻布或者棉布来遮掩口鼻，以隔绝尸体的腐臭。可想而知，其防护效果甚微。
16世纪末，鼠疫又一次在欧洲暴发，而且传播面积更广。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研究之后，医生们发现这种病症是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的。
直至1619年，法国医生查尔斯·德洛姆发明出一套防护衣，要求医生在治病时都穿上，尽可能减少他们的感染死亡率。这就是著名的“鸟嘴医生”——头戴黑色的斗篷帽，从头到脚的长袍都是由涂过蜡的帆布制成，有时也用皮制的，用来保护身体；双手用巨大的手套包好，并在手腕和脚腕处用绑带扎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状如鸟嘴的面具，其内部凸起部分是装了香料和草药的布袋，布袋上有时还洒香水，用来隔绝有毒空气并减少异味，面具的眼睛由透明的玻璃构成。“鸟嘴医生”诊病时，手持长木棒挑开患者衣物查看病情或指挥其如何疗病，而不会用手直接接触患处。
这种鸟嘴状面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充当了口罩，有些医生也会在填充物中加入独家“秘方”，但作用有多大不得而知。至于为何要做成鸟嘴状，有一种解释称，“携带瘟疫的恶灵隐蔽在鸟的身上，而这些鸟会被形象更加凶恶的鸟嘴面具吓跑”。
发现细菌方有口罩
尽管口罩雏形出现得很早，但受医学水平的限制，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口罩并未真正发挥其医用价值。口罩真正被用于医学，则是近代的事情。
19世纪，医学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新技术并被逐渐普及。如手术的领域不断扩大，外科医生不仅能对外在器官动手术，而且对体腔内的一些病症也能处理。从表面来看，这确实值得盛赞。但遗憾的是，虽然手术很成功，但患者会因术后感染而死。当时，无论是新发明的还是成熟的手术，术后死亡率都超过50%。如在法国巴黎的截肢手术，死亡率高达66%。甚至还有医生放话：“当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接受手术，可比上战场奋勇杀敌的死亡率更高。”
这是为什么？众多医学从业者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细菌学说，没有人知道我们身边存在一群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大军。
1857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表了“关于乳酸发酵的记录”，这是微生物学界公认的经典论文，推翻了被奉行许久的“自然发生说”，证实有些微生物会导致食物分解腐败，而发酵作用正是由于微生物引起的。可能人们当时未曾想到，这为之后的细菌防护型口罩的发明和应用打下了理论基础。
1895年，德国病理学专家弗鲁格指出，“从外科医生咽部和龋齿中可以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讲话时唾液内的细菌会污染伤口。”他的学生还做了一个临床实验证明，如果医生不戴口罩，在培养皿45厘米至60厘米外高声演讲、2米外咳嗽或6米外打喷嚏时，培养皿内均有细菌生长；每次张口说话都可播散到空气中许多细菌。以此为基础，德国外科医学家米库里兹同年提出，在做手术时，外科医生应该将自己的口腔、鼻腔、胡须等部位用消毒纱布遮住，这也被称为“米库里兹氏口罩”。这是现代意义上有记载的首款医用口罩，此后“戴口罩”成了医护人员的标准形象。
由于纱布紧紧包绕着鼻腔和口腔，使用时很不舒服。后来，米库里兹的学生胡博纳等人把纱布剪成长方形，在两层纱布中间放置了一个细铁丝支架，使纱布与口鼻间留有间隙，解决了佩戴口罩呼吸不畅等问题。再把两根带子缝制到支架两侧，以便固定在使用者的头上。
两年后，法国医生保罗·伯蒂在经过多次实验后发现，6层纱布的口罩才可以有效预防细菌经飞沫传播。他将改良后的口罩缝到手术服的衣领上，用时只要将衣领翻过来即可。但这种口罩需要用手一直按压，极为不便。后来，他在口罩两侧增加了两条可以自由系结的吊带，下边部分牢牢缝在手术衣领上，上面可系到头部。至此，现代医学史上的口罩基本形成。
口罩挽救了一座城
有人说，在我国首个发明口罩的人，不仅救了无数人，而且还救了一座城。这话，并不夸张。
1910年冬，在我国北方新兴城市哈尔滨，一场浩劫悄然而至——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感染者初始会头疼、胸闷、发烧、干呕等，直至窒息死亡。一时间人人自危。
这场瘟疫从俄国贝加尔湖地区沿中东铁路传入我国，以哈尔滨为中心迅速蔓延开来，短短4个月扩散到5省6市，死亡人数达到6万多人，仅哈尔滨市就有5272人丧生。时值隆冬，哈尔滨大街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数里。
时任清政府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担任清政府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组织抗击瘟疫。12月24日，在到达后的第三天，为了弄明白疫情的来源，伍连德和助手决定冒险解剖患病尸体。在一间贫民窟里，他进行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获取了重要的脏器和血液标本。几天后，伍连德从显微镜中发现了大量鼠疫耶尔森菌，更加确定这次流行的是肺鼠疫，传播途径是直接通过人际间呼吸和飞沫。与欧洲鼠疫不同，那是由黑鼠身上的跳蚤携病菌引起的。
伍连德认为，要切断传播途径，最明智的做法是将肺鼠疫感染者与健康人群隔离开。于是，他对哈尔滨进行全面布控，尤其是重点区域的所有公共设施，旅馆、饭店、商店均全面消毒，对病人和家属实行严格的隔离，并对患病尸体采取了火化的处理措施。
同时，伍连德还设计发明了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其实，制作方式很简单，就是将约9寸宽的普通外科纱布剪成3尺长，每条顺长折成双层，中间放置一块长4寸、宽6寸、厚半寸的棉花，再将纱布的每端剪成两条，使之成为两层状的纱布绑带。使用时，以中间有棉花处掩遮口鼻，上下两端的绑带，分别经耳朵上下处系于脑后。
设计之初，伍连德曾将口罩的绑带设计成两端各三条：上方两条沿耳上方系在脑后，中间的沿耳下系在颈后，下方的则向上系在头顶。为使用方便，不久后他将绑带简化成两对，而防护作用依然。这样一款自制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伍连德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社会，很快被大众接受。这种加厚的口罩，后被称为“伍氏口罩”。
伍连德创立的防疫模式为整个东北乃至全国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各省市纷纷仿照他的治理方法建立起防疫体系，给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就这样，不到4个月的时间，一场数百年不遇的鼠疫灾难终于被制服。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经济、医疗卫生环境都无比落后的年代，几乎不可思议。要知道，即便是现在，鼠疫仍被列为甲级烈性传染病（SARS是乙级）。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伍连德功不可没。在1911年4月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这种方便、实用的口罩受到各国专家的赞赏：“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
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从中可以查询到1901至1951年度生理和医学奖候选人情况。获得提名的科学家中只有一位中国人，他便是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中国检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
一场流感让口罩走向大众
从医生专用工具变成公众常备物品，口罩走进千家万户的过程，伴随着一场“史上最可怕的传染病”。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4年，处于血雨腥风中的欧洲，从马恩河、索姆河到凡尔登，无数年轻的生命终结于烽火狼烟中。虽然欧洲各交战国早已筋疲力尽，并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战事依然胶着，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已经被连年大战折磨得精神麻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一场比战争还可怕的灾难正尾随而来。
这要从1917年4月说起。大发战争财的美国宣布加入参战行列，宣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的全国动员准备，士兵从原有的18万人扩征到350万人，各地不得不建起巨大的军营，用来训练大批远征军。只不过，为了应战，这些匆忙建起的兵营拥挤不堪。
次年3月，第一例流感患者在全美第二大军营——福斯顿军营发病，发烧、嗓子肿痛，医生认为不过是普通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三周后就有1100人因病重需要住院。很快，24个大型军营里都暴发出流感。由于当时欧洲战事吃紧，美国政府并未因此停手，共有150万美军被陆续派往欧洲参战，但他们中有很多人未能活着登上欧洲大陆。
流感病毒随着美军的到来，以惊人的速度席卷了欧洲大陆，并向全世界扩散，造成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灾难。最终，这场被称作“西班牙流感”的传染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估计共造成全世界5000万至1亿人死亡。
之所以称之为“西班牙流感”，并非因为疫源地在西班牙，而是因为当时该国是中立国，未对疫情信息进行封锁，所以很多消息都来自西班牙。这次流感先后对人类发起了三波攻击，时强时弱。由于缺乏有效的隔离措施与防护手段，不少普通病人和医护人员因交叉感染而患病，从而进一步加重疫情的蔓延。
西班牙流感后期，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防疫的重要性。在美国发放的宣传画上，就标出了戴口罩，或用棉布掩住口鼻的正确做法；而日本的海报则更为直白：不戴口罩就没命了！
口罩成为预防流感的重要工具。普通平民被强制要求戴上口罩，虽然只是简易款，以今天的防护标准来看，其抵御病毒侵袭的效果并不怎么样。但不可否认，口罩变成了全民用品，其作用也从“防止他人不受感染”进化为“保护自己不被传染”。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们日以继夜地制造出数以万计的口罩，电车售票员会拒绝让不戴口罩的乘客登车。
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口罩继续发挥着更多防护作用。1952年12月，持续了多天的严重空气污染造成英国伦敦上万人死亡，口罩成为在雾都中生存的必需品。口罩材料也在对抗污染的过程中不断进化。上世纪六十年代，无纺布口罩诞生，所用材料主要是静电纤维滤棉。此外，各国陆续颁布了职业健康法，通过各种措施推动现代口罩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
特别是在有传染性疫情发生后，口罩“排头军”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无论是SARS、埃博拉、禽流感、甲流，还是在这次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中，小小的口罩正在努力帮助人们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如今，口罩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一个年产值超百亿元的成熟产业，从贴合度、过滤效果到舒适性均在不断改善提升。近年来，口罩的技术含量逐渐增加，除了医用外科口罩外，防尘、防花粉、防雾霾，甚至防紫外线、清凉感等个性化品类也全面上市。
域外来风
口罩成了“社交防火墙”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见戴着口罩的行人，男女老少均不在少数。这让很多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人难以理解，为什么日本人酷爱戴口罩？
近年来，日本戴口罩的人激增。一项调查显示，同样是在流感高发期，2008年有18%的日本人因担心染病会在这一阶段几乎每天都要戴上口罩；而三年后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0.6%。据统计，2018年日本的家用口罩消费量为55.38亿个，销售额约358亿日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每年消耗40多个口罩，堪称世界第一大口罩消费国。
那么，这些口罩都用于何处呢？
在日本，花粉过敏算得上是“国民病”。根据一家制药集团的调查显示，该国约有3000万名花粉过敏患者，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备受过敏折磨，最严重的集中于东京、大阪、静冈等地。每年春季来临前，药妆店都会设立专柜，售卖对抗花粉过敏的各类产品，如口罩、过敏药等。致敏源就是广泛栽种的杉木，当大量花粉飞散到空气中，人们吸入后便很容易出现敏感。口罩则能有效阻隔尘埃和花粉。因此，每年2月起，日本就有更多人外出戴口罩，严重的还会服用抗过敏药物或喷雾等来缓解过敏症状。
随意走进一家药妆店，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口罩定会让人眼花缭乱。其中，有一些是专为女性设计的。一家美容公司的部门负责人表示：“有越来越多的人戴口罩已经不是为了预防流感，而是为了追求时尚。”该公司销售了一款“小脸口罩”，能够让下巴到耳朵的曲线更加圆润，让脸显得更小，深受年轻女性欢迎。
除此之外，在日本还有人戴口罩是完全看心情的，这种口罩则被称为“伊达面罩”。这种口罩一般较小，只遮盖鼻头及以下的脸部，多采用纯棉布制成，价格便宜。日本社会学者分析称，内向的日本人不喜欢也不习惯在公共场合自我暴露、自我展现，也不愿被陌生人解读出自己的私人信息，戴上口罩就像穿上“铠甲”，建起一道与外人的“社交防火墙”，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天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