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天圣五年三月，包拯中进士。注2：北宋元丰改制前，官品沿袭唐制，共计30级。元丰改制后，则减少为18级，一品至九品，都只分“正”“从”，不分“上”“下”。这种现象直到北宋神宗朝元丰改制后，才在“文臣本官”重编为“文臣寄禄官”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注4：北宋前·中期武臣本官（武阶官）的品级，则有进行一定程度的厘定。而众所周知，使职本身是没有品级的，其阶官化后，也就不得不被赋予一个具体的品级。
先来捋一捋包拯的履历【1】：
注1：以下只含宋代官员最主要的三种官职——本官（寄禄官）、差遣（包括职事官）、职名。且一些临时性的差遣、公干，如庆历五年（1045年）时的“送伴契丹使”“考试开封府举人”“契丹正旦使”，皇祐元年（1049年）时的“赴河北提举计置粮草”“省汰河北冗官、军士”等等，也未包含在内。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包拯出生。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三月，包拯中进士。
四月，初授——
本官：大理评事（从八品下）
差遣：知南康军建昌县
包拯辞而未就。
再授——
本官：大理评事（从八品下）【2】
差遣：监和州税
包拯还是辞而未就，并决定回家奉养双亲。
注2：北宋元丰改制前，官品沿袭唐制，共计30级。一品至三品，分“正”“从”；四品至九品，则不仅分“正”“从”，还分“上”“下”。元丰改制后，则减少为18级，一品至九品，都只分“正”“从”，不分“上”“下”。
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重新出仕——
表1，引自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出版，1985年），表中画红圈为包拯曾任过的本官
综上可知，包拯一生中的各个本官（文阶官），除辞而未受的“礼部侍郎”及死后追赠的“礼部尚书”外，大约是这么一个轨迹：
大理评事（从八品下）
升→大理寺丞（从六品上）
升→殿中丞（从五品上）
升→监察御史（正八品上）
升→工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升→刑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升→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升→刑部郎中（从五品上）
降→兵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复→刑部郎中（从五品上）
升→右司郎中（从五品上）
升→右谏议大夫（正四品下）
升→给事中（正五品上）
表2，引自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出版，1985年），表中画红圈为包拯曾任过的本官
在包拯身上，“降本官”这一情况，实际上只发生过一次，即1055年由“刑部郎中”降“兵部员外郎”。
但如果从包拯所任各个本官的品级上来看，则有过三次“由高品至低品”的情况出现。其中1044年，包拯自从五品上的“殿中丞”迁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1061年，自正四品下的“右谏议大夫”迁正五品上的“给事中”——这两次都不是降官，而是升迁。
表3，引自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出版，1985年），表中画红圈为包拯曾任过的本官
既然是升迁，当然说明后一官相较前一官的地位更高，但为何地位更高的文阶官的品级，相比之下反而可能更低呢？
这是由于北宋前·中期的文阶官里，有相当多的，是由唐代的职事官（有相对应的品级）演变而来的。【3】而“职事官”作为一种具体职务，其地位自然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而非单由品级高低决定的。因此，某些品级较低的官职却比某些品级较高的官职地位更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3：可见“完全的阶官”与“官职合一的阶官”——北宋前·中期的两种情况 一文中的相关内容。
表4，引自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同朋舍出版，1985年），表中画红圈为包拯曾任过的本官
问题在于，到了北宋时，已经体系化了的文阶官，却基本没有根据其实际地位的高低重新厘定品级【4】。这就造成了文臣本官（文阶官）品级的紊乱现象。这种现象直到北宋神宗朝元丰改制后，才在“文臣本官”重编为“文臣寄禄官”的过程中，得到解决【5】。
注4：北宋前·中期武臣本官（武阶官）的品级，则有进行一定程度的厘定。这是由于武阶官里，有许多是由唐代的使职（差遣）演变而来的。而众所周知，使职本身是没有品级的，其阶官化后，也就不得不被赋予一个具体的品级。
注5：本文里4张表各自的最右边一栏“元丰寄禄官”，即在元丰改制中将同一行左侧的那些文臣本官，整合为一个文臣寄禄官，并赋予新的（同其地位相符的）品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