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8年里，有一位中国公民的无故羁押令无数国人愤怒。可等到1950年8月，赵忠尧本人归国路过日本横滨时，他被美方无理扣留。因为他的发现意义是伟大的，最早证实了正电子的存在。因此，评审会对赵忠尧实验研究成果的科学可靠性产生质疑。当时年仅28岁的他，本应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却因别人的错误与它失之交臂。
过去的2018年里，有一位中国公民的无故羁押令无数国人愤怒。
而上世纪50年代，有一位中国科学家也被美军无故阻挡回国。
就在他即将到达中国之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了日本监狱关押。
后来迫于正义的力量，美军方面才下令将其释放。
他就是中国原子能之父、抗战时千里护送50毫克镭的“乞丐教授”赵忠尧。
比起被无故关押，他受到最大的不公就是28岁时做出的伟大成果被诺奖评委会亏待了。
也正因他出色的科研工作，才使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被赠予了全世界极其珍贵的物质镭。
1946年，美国邀请我国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参观他们的原子弹试验。
当大家为人类制造的核爆感到惊叹时，这位中国科学家眉头皱起了愁云。
他深知要想确保自己的祖国安全，就也得有跟外国一样强大的武器。
为了回国后能自行研究核武，他在美国购买了相关的工具和零件。
在美国科学家的帮助下，他将花了钱购买的数十箱设备运送回国。
可等到1950年8月，赵忠尧本人归国路过日本横滨时，他被美方无理扣留。
在随身携带的工作笔记本被抄走的同时，他还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日本监狱。
等消息曝光后，不光是我国表示强烈抗议，就连美国、乃至各国的科学界纷纷声援赵忠尧。
最后美国政府在没有证据可抓的情况下，只能将赵忠尧放行。
那么，赵忠尧凭借什么本事得到国际学者的敬重呢？
又为何美国人会说：钱学森抵五个师的话，那么他至少十个师才抵得上？
作为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开拓者，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课程、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
他先后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对我国的核事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国第一枚氢弹爆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入水、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破土动工等有一半的技术力量来自他和他的学生们。
要知道，他的学生可是包括李政道、杨振宁、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稼先等。
更牛逼的是：世界欠他、欠中国一个诺贝尔奖，是科学界的共识。
在赵忠尧25岁那年，他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加州理工进修学习。
他自幼聪颖过人，23岁就成为了清华物理系最早的五名教师之一。
为了振兴祖国、缩短中西方的巨大差距，他才决定选择赴美留学的。
说来也巧，他的导师是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密立根，曾获得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可能是出于对赵的喜爱，密立根分配选题时给他挑了个“好”的选题。
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测量相关数据的研究，对他来说基本没多大难度。
既能出成果、拿文凭又不用太费劲，这对很多学生来说恐怕是梦寐以求的了。
可赵忠尧内心希望的是自己能多学些技术，回国后能用得上。
考虑一番后，他下定决心要换一个难度更大，更有挑战性的题目。
当时几乎没有人会主动提出换选题，更何况还是密立根出的题目。
就连密立根本人听到这位瘦小的中国人提出这样的请求时，不免感到吃惊。
出于对学生的尊重，密立根同意了他的要求，并认真地给他想好了新的选题。
密立根还当面喊赵忠尧做这个关于“硬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选题。
可赵忠尧认为难度还是不够，便说：“好，我考虑一下。”
密立根一听就不高兴了，很不客气地回答，这是个很有意思、也很重要的题目，你要是不想做就不做好了，不必再考虑了。
这项工作听起来只是实验观测问题，但其实是个理论难题。
密立根想要赵忠尧通过测量数据，来验证刚问世的克莱因－仁科公式的正确性。
明白导师意图后，赵忠尧才答应了这一选题，并承诺自己一定会将它做好。
当然，他丝毫没有食言，不仅论文完成得很出色，还做出了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发现。
他的实验测量了水、铝、铜、锌、锡等等吸收体对于硬 γ 射线的吸收系数。
当对测量结果总结计算时，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硬γ射线通过轻元素时的散射是符合克莱因－仁科公式的。
而当硬γ射线通过重元素，比如铅时，所得的吸收系数比公式计算的结果大了约40％。
再三确认后，他能确定这是一种前人从未发现过的新的物理现象。
于是，他很快把这项实验研究的成果写成了论文，并于1929年底将论文交给了密立根。
密立根确定其实验可靠后，便于1930年将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
那么，硬γ射线对轻重元素吸收系数差异意味着什么？
他决定做一个新的实验，来观测重元素对硬γ射线的散射现象。
一番努力下，他首次发现：伴随着硬γ射线在重元素中的反常吸收，存在一种从未见过的特殊辐射现象。
而这种辐射非常弱，能量约为0.5兆电子伏。
这大约等于一个电子的质量，辐射角的分布大致为各向同性。
很快，他把这个结果撰写成第二篇论文《硬γ射线的散射》发表。
几乎在赵忠尧得出结果的同一阶段，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建立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
在这基础上，狄拉克预言必然存在一种与电子相反的粒子——正电子。
然而，当时很多科学家对此付之一笑，认为它是异想天开的想法。
还没等狄拉克的预言传到美国，赵忠尧的研究就证实了他的预言。
如今我们知道赵忠尧观测到的特殊辐射是正、负电子湮灭后产生一对 γ 光子的辐射。
这是正负电子的湮灭辐射现象的首次实验发现，是一个完全足以获得诺奖的成果。
因为他的发现意义是伟大的，最早证实了正电子的存在。
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他在发现正负电子湮没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就不可能有正负电子对撞机，也就没有今天的物理研究。
1931年秋末，赵忠尧到英国剑桥大学访问核物理大师卢瑟福（Rutherford）。
出于对他研究工作的赏识，卢瑟福特意将50毫克放射性实验镭赠送给他。这才有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赵忠尧千里跋涉护镭的感人故事。
卢瑟福
然而，等到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正电子的发现授奖时，获奖的却是比他晚两年发现的同学安德逊。
从20世纪80年代起，杨振宁、李政道和丁肇中等人就做了大量的调研、考证，充分肯定了赵忠尧的成就。
将近半个世纪后，当诺贝尔奖评审情况解密时，这个不公之谜才得以解开。
原来当时有两组学者进行类似实验时，均未获得赵忠尧所发现的结果。
因此，评审会对赵忠尧实验研究成果的科学可靠性产生质疑。
后来情况证明，他们之所以未能结果，一个是方法做错了，另一位则是仪器问题。
经许多科学家验证，赵忠尧所进行的实验研究方法是先进的，结果是正确可靠的。
当时年仅28岁的他，本应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却因别人的错误与它失之交臂。
曾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主任的埃克斯朋教授曾坦言：这是一桩遗憾的、没法再弥补的疏漏！
安德森本人也承认，他的实验是直接在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基础上做出来的，并受到了赵忠尧实验结果的直接启发。
这才说世界欠赵忠尧、欠中国一个诺贝尔奖，已是科学界的共识。
不过他本人一直都处之淡然，朴素无华，很少提及这段往事。
更没有老将自己和诺奖联系起来，只是实实在在在地搞了一辈子科学。
也许正应了爱因斯坦的那句：“一个人的成就，不是看他取得了什么，而是看他奉献了什么”。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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