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神秘的团伙属于纳尔逊·洛克菲勒。虽然洛克菲勒从政后渐渐淡出董事会，但他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受邀参加一次布鲁克的晚宴，标志着进入纽约最高级社交圈并被其接纳承认。她借助于邀请各路耀眼宾客进行自我炫耀。布鲁克不仅从自己的阿斯特基金会拿出数百万美元赠予大都会博物馆，她还带头促成博物馆获得了超过此数目两倍的善款。兄弟三人成功消除了含银液中的有毒物质
按：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通常在这个日子，全球各地的博物馆机构会举办一些特别的活动或实行一些特别的政策——比如免费开放——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观，并加深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和关注。
5月广受关注的博物馆事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年度舞会（Met Gala）可以算是一桩。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全球最知名的博物馆之一，其每年接待的参观者仅次于卢浮宫，达到700多万。博物馆每年5月举办的年度舞会是由艺术界和时尚界联袂合作、聚集了诸多明星富豪的筹款活动，与此同时，相关主题的年度大展也同时启幕，并将会持续数月之久。
今年春季大展的主题是“神圣之躯：时尚与天主教想象”，据悉，这次展览是罗马教廷与一家世俗的艺术博物馆的首次深度合作，梵蒂冈博物馆甚至借出了40多件物品，而大量由宗教为启发设计的时尚服饰，同样彰显了天主教的想象力。今年的舞会则由乔治·克鲁尼的妻子、人权律师阿玛尔·克鲁尼、歌手蕾哈娜、设计师多纳泰拉·范思哲、《Vogue》主编安娜·温图尔、慈善家苏世民与他妻子克里斯汀共同担当主席。
用现代时尚装点宗教是亵渎神明吗？抑或是教廷亲民的标志呢？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这样一座艺术的最高殿堂，为何要牵线宗教和时尚，举行这类明星富豪云集的活动呢？
这些疑问，或许可以在译林出版社的《让木乃伊跳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变革记》中找到部分的答案。这本书由博物馆前任馆长托马斯·霍文撰写，以局内人的视角，讲述了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的运作秘密，也揭开了上流社会的社交风景。
上流社会，与令人生畏的赞助人
文 | 【美】托马斯·霍文 译 | 张建新
在我入主大都会博物馆后，波林非常以我为荣。她很喜欢听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总会叮嘱我：“记住，在这里要学会奉承和聆听！这样，博物馆将会被涌进来的珍宝淹没。”她或许是对的，特别是关于聆听。聆听时，你可以滑行下坡，同时给自己充电。如果你聆听，别人会说你“聪明”或“是个政治家”，这样，结束3个小时的晚餐聚会回到家时，你会切实感觉得到了休息。
博物馆的社交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博物馆界的自娱自乐；另一类是与目标藏家的互动。
我很快发现，博物馆董事会也分成不同的小圈子，不同的权力结构。于是，我遵照波林继母的忠告，在不同人群之间仔细平分我的时间，避免得罪任何一方。 如我所想，董事会中最有势力的是亚瑟·霍顿小集团，成员包括罗斯维尔·吉尔帕特里克和曼宁·布朗。这个团伙几乎可与20世纪初便掌权的J.P.摩根集团抗衡。摩根阵营中有哈里·摩根、罗伯特·彭诺耶和明妮·福斯伯格。明妮是库欣家族成员，她的两个姐姐是芭比·佩利和贝齐·惠特尼。明妮在董事会中的地位有点复杂。事实上，她与布鲁克·阿斯特一样，都嫁过文森特·阿斯特。罗兰·雷德蒙也有一个小集团，虽然势力在逐渐消退。他那帮人中显赫的是女爵士玛丽·怀特豪斯，以及马尔科姆·奥尔德里奇和弗朗西斯·普林顿。最神秘的团伙属于纳尔逊·洛克菲勒。 虽然洛克菲勒从政后渐渐淡出董事会，但他仍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亲信包括理查德森·迪尔沃思、道格拉斯·狄龙和布鲁克·阿斯特。此外，还有一些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沃尔特·贝克、安特迈尔法官、罗伯特·雷曼和查尔斯·莱特斯曼，最后这一位董事会中几乎无人能忍受，他之所以还能待在董事会里，是因为他手上有极好的藏品。
旺季时，布鲁克·阿斯特夫人平均每月组织一次黑领结晚宴，参加这些活动是我的惯例。 在布鲁克那里，我把波林传授给我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受邀参加一次布鲁克的晚宴， 标志着进入纽约最高级社交圈并被其接纳承认。 她借助于邀请各路耀眼宾客进行自我炫耀。她希望客人们个个聪慧，但别太过；善讲逸闻趣事，但别太多；滑稽可笑，但恰到好处。晚宴总是在不断代表女主人和嘉宾的诙谐、吹捧的敬酒声中结束。布鲁克从不直接卷入博物馆的筹款活动，但是，她会以灵巧的方式，为博物馆的相关利益不遗余力。她有一些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自己也经常引用：“资助一个伟大的博物馆会给人带来巨大满足感， 因为你可以确信， 你这些辛苦赚来的真金白银不会倒进排水沟。”每当听到这些话，阔佬们都会频频点头。布鲁克不仅从自己的阿斯特基金会拿出数百万美元赠予大都会博物馆，她还带头促成博物馆获得了超过此数目两倍的善款。
我们曾在亨氏家族位于伦敦郊外的豪宅中驻留多次。杰克是亨氏食品公司创始人的后裔。 他的妻子德鲁是一个爱尔兰女人，活泼聪明，擅长诗歌和社交，对文学充满激情。她资助了文学杂志《安泰巨人》，积极参与编委会工作。她非常喜欢大都会博物馆，倒不是因为谁是博物馆董事会成员——虽然她认识其中的大多数人，而是因为博物馆本身。有时，我会有幸坐在她的右边，把波林的规矩扔到脑后，与她大谈我在博物馆开展伟大改革运动的梦想。德鲁会针对我疯狂的想法提出一些尖锐问题，立刻使我如泄了气的皮球，不再琢磨那些华而不实的想法。杰克·亨氏是一位顶呱呱的男主人，是那个家族的真正磁铁。亨氏夫妇住在纽约一座英国都铎王朝建筑风格的公寓楼里，面对滨河大厦，经常举办盛大聚会，聚会后往往会有更多的人前往那里享用咖啡和美酒。正是在亨氏夫妇家里，我结识了放荡不羁的玛格丽特公主、如投资银行家般衣冠楚楚的米克·贾格，以及长着苍白麻子脸的小威廉·巴克利。 巴克利来到我身边坐下，与我大肆谈论大都会博物馆，当他说出“空洞无物”一词时，我不由得笑了，此后他再也没有与我讲过话。我对德鲁的印象深刻，找到霍顿恳请让她加入董事会。 霍顿说：“抱歉，来不及了，女董事名额已经安排完毕。 ”我没有为她两肋插刀，对此我很是遗憾。
一天， 我听说前州长阿维瑞尔·哈里曼有意将藏品赠送给大都会博物馆——我知道他有一幅毕加索的早期杰作《穿白衣的女人》，以及他在大都会博物馆对面第五大道与 81 街附近有一栋联排别墅。 第二天早上，我去他府上拜访， 被领进一间并不宽敞的起居室， 椅子上坐着这位不再年轻的前政要显贵。为抵御寒冷，他将身子裹得严严实实，像是从狄更斯小说中走出来的人物，
他的夫人帕米拉在旁边陪伴着他。 年逾八旬的哈里曼十分儒雅， 显得精神抖擞， 只有沙哑的嗓音暴露了他的实际年龄。 他希望大都会博物馆接受他的绘画，以及他雅致的联排别墅，但是，要有一条限制性条款——藏品和房子仅供董事们及博物馆某些特定的高级员工使用，不对公众开放；即便是临时性的，这些绘画也不能到街对面的博物馆里展出。我告诉他，我不能赞成他这种为小众服务的精英建议，因为它不符合博物馆的最大利益。 他满脸通红，未再说一句话。 后来，他把绘画送给了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卖掉了那栋联排别墅。
真正的收藏可以分为三类：在专业人员帮助下收藏；由自己决定征集所有东西；由其他鉴赏家协助构建收藏。 对于博物馆来说，第三类收藏有越来越被轻视的趋势。收藏求大求全似乎合情合理，但也有被贴上贪婪或庸俗标签的危险。 在我交往的潜在捐赠人中，百万富翁亚瑟·赛克勒博士是一位守财奴和天才，他因为自己大而全的收藏，比所有其他人遭到更多的诟病。
我听过许多关于亚瑟·赛克勒如何变成富翁的故事，但我永远不会与他当面核实。有一个故事说，亚瑟·赛克勒有两位同样是医生、同样娶了医生为妻的兄弟。即将从哥伦比亚内外科医学院毕业时，兄弟三人坐下来一起规划未来的事业。 三人对自己开诊所执业不感兴趣。 其中一个兄弟建议搞点儿发明创造。
他们认准了含银液——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广泛使用的一种杀菌剂，由艺术收藏家阿尔弗雷德·巴恩斯发明。 兄弟三人成功消除了含银液中的有毒物质，将新发明命名为贝塔呔因，并申请了专利，使之成为全球多数手术室使用的外科消毒液。 赛克勒兄弟因此赚得了数百万美元。
第一个10万美元到手时，亚瑟便开始收藏艺术品。五十来岁退休时，他已是富可敌国。退休不到几个月，他开始觉得百无聊赖。一天晚上，他在半夜里醒来，突然发现美国还没有医学报纸。 他便着手创办了一家，使自己的腰包变得更加厚实。 虽然他拥有一些相当重要的欧洲名作、一件古代土耳其青铜器，以及一些印象派画作，但他还是拿出一部分钱收藏东方艺术。不到 10 年，在顶级中国和日本文物专家的建议下，赛克勒组建了自己庞杂的收藏。他的青铜器品质不亚于、甚至好于大多数博物馆收藏，漆器在私人收藏中属于顶级，谣传他的绘画也优于华盛顿弗瑞尔博物馆的许多藏品。从表面看，赛克勒像是一蹴而就完成了整个收藏。 走进一家堆得满当当的古董店，除了那些实在不入眼的，他会在几分钟里决定买下所有东西。 当交易敲定——至少是古董商认为如此时，他开始一如既往地讨价还价。对于赞赏他的人来说，他非常精明；对于厌恶他本人及其做法的人来说， 他是个大滑头。 大都会博物馆也认为他像一条泥鳅，特别是约瑟夫·诺贝尔，他曾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他眼中的“博物馆有史以来最大的捐赠丑闻”。
“丑闻”发生在经济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博物馆展厅急需改造和安装空调，吉姆·罗瑞墨馆长发现，为此筹款如同天方夜谭。赛克勒找到了罗瑞墨，带来了颇具创意的筹款方案：他将捐献 15 万美元，用于博物馆大厅北边二楼一个高大展厅的整体改造，并以其名字命名展厅，在那里展示博物馆精美巨大的中国石刻和一幅早期壁画。
赛克勒提出了捐赠的交换条件，被诺贝尔称为“卑鄙”。赛克勒将以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征集这些东西的原价，购买上述藏品，再贴上“赛克勒捐赠文物”的标签赠送给博物馆，赛克勒医生则根据这些藏品的真正时价抵税；而且，那还不是他的全部要求，他还要求博物馆在馆内提供一间大库房保管自己的藏品，将那里作为他免费的租界地——只有他本人和他的研究员可以出入。赛克勒算计着，他能够从他发现的税收漏洞中赚钱，他由此得到的免税数额会远远超过购买藏品的费用和捐款。 这一切都不违法，但如诺贝尔所言，有些“诡诈”。
由于手头急需用钱， 罗瑞墨馆长同意了这些要求。 诺贝尔对我说：“那时候，他肯定是脑子进水了。”而赛克勒则“巧妙地闯入了他的生活”，诺贝尔补充道。 他曾力劝罗瑞墨馆长“尽快将赛克勒踢出博物馆”。
赛克勒或其他任何人是否告诉过罗瑞墨， 他会把保管在库房的东西捐赠给博物馆？ 我问。 诺贝尔对此嗤之以鼻。 我问泰德·卢梭，他对此也毫不知情，说：“那是罗瑞墨的领地，我绝对不去蹚那浑水。 ”我邀请赛克勒来博物馆与我聊一聊。
我请他在我办公室的圆桌子旁边坐下， 对他实施了一番波林惯例， 我敢说，他在几分钟内便喜欢上我，知道我会与他合作。 他很敏感、怪癖、随心所欲——并且很脆弱，使得我们之间的交往更加趣味盎然。赛克勒的口音经过精心培养，显得十分造作，似乎在用嗓音表现成功感，但是，他的语调却非常真实。 他对自己讲话的方式深感自豪。 我对此并不反感。
他开口道：“我和吉姆在这里度过了许多美妙的时光。他常把军靴跷到桌子上面，我们就像中国的文人骚客，连续几个小时探讨学术和鉴赏。 我有时候想，我是吉姆在博物馆唯一的知己。 你知道，以我们确定的模式对展厅进行改造是他的主意，租借库房也是他的建议，他希望我把藏品放在博物馆里面，使我更难把它们带往别的地方。 ”
他用柔和、文雅的嗓音，漫不经心却极为清晰地说出那些中国人的名字，绘声绘色地对我描绘他的藏品，其规模比我听说的还要庞大。赛克勒对我说，他愿意与我“加强友好关系”，并且已经决定设立15万美元的藏品征集基金，可供我自由支配。他还计划捐资建设一个特别展厅，冠以他的夫人玛丽埃塔的名字，那个展厅就在以他自己名字冠名的展厅旁边。我有些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我得到的捐款数额，超过了可怜的罗瑞墨花几年时间得到的，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当我把这好事儿告诉诺贝尔时，他提醒说：“要当心！”我对获得这笔意外横财以及使诺贝尔相形见绌感到欢欣鼓舞。 我让诺贝尔待在我的办公室，自己则显摆得瑟地给亚瑟·霍顿打电话，告诉他我刚才已经搞定了伟大的亚瑟·赛克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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