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发展态势，是在国际国内相关的一些经济下行因素交织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从宏观层面看，还在经历增长速度降低这样的一个下行过程。而“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年均增长速度应该在5.5%以上。但总体来说，还在继续追赶硅谷引领的这个大潮流。这个认识框架，在学理上也可以对接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我们要进一步结合中国的情况来掌握好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国能源高峰论坛的线上发言（2021.12.23）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接受邀请得到这个机会与各位做一个交流。我在线上就刚才主持人讲到的主题，谈一下自己做研究者的基本看法。将围绕着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做一个简要分析，另外谈一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这方面于战略层面上的基本考虑。
首先，我想勾画一下自己对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本认识。应该直言不讳地说，面对当下经济形势的复杂和严峻，必须特别注重领会好如何应对最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三大压力，就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总的发展态势，是在国际国内相关的一些经济下行因素交织的情况之下，中国经济从宏观层面看，还在经历增长速度降低这样的一个下行过程。这个过程应该讲是从2010年过后到现在，延续十年以上了。回溯一下，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国民经济的龙头指标即增长速度，在当年的表现是10%以上，而就在2010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稳中求进这个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后来被十九大的政治报告称为我们整个经济运行的总基调，一直延续到当下。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又强调了这个稳字当头和稳中求进，特别在问题导向之下强调的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三重压力的交织叠加。我们在整个经济运行速度指标上面的表现，是看到在两位数增长成为已经必须翻过的历史一页，而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间，增长速度在年度的表现上，首先在2011年开始到2012年，两年时间段里面降低到了8%以下，到了2015年，又降低到了7%以下。在2015年的下半年到2018年的上半年，有12个季度，就是三年时间段之久的这个运行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个6.7-6.9%速度区间的平台。那个时候本来有希望我们经济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而牺牲一些速度的这个引领新常态的L型转换，能顺势画出大写L这个字母表示的转换阶段的那个平台状的尾巴。但是，由于2018年一季度以后发生的中美关系交恶）——贸易战实际上还发展成为科技战、外交战等等这样一些对我们冲击因素交织的情况，增长速度在后来又击穿了6.7%的底线，继续下行，到2019年只有年度的6.1%，而2019年的四季度只有整数关口的6.0%了。这时候，又来了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的叠加，使我们在2020年的增长速度，一下子跌落到几十年从来没有过的只达到2.3%的正增长。当然，这也是来之不易的当年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一个正增长案例。我们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2021年一季度的表现，要看把去年和今年折成两年平均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跟2019年最可比的、最有实际意义的指标），那么我们经过努力，今年一季度是达到了两年平均5%的增长，二季度合乎逻辑地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间，我们又把这个两年平均速度继续提升到了5.3%。但是三季度出乎意料我们遇到了经济又一次的回调，在前面所说的三重叠加的经济下行因素上，实际上又有现在必须正视的，是遇到了一种综合性的多种因素造成的新的经济下行压力。这个再叠加上来，今年三季度本季度的两年平均增长和2019年的对比，只有4.9%，这样就把1-9月份今年前三个季度的两年平均增长率，拉回到了5.2%。以5.2%的这个增长速度，如果和我们“十四五”期间实际上必须对应到中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里内含的引导性的、在“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个保障速度，相比之下这个缺口就比较明显了。因为三季度经济回调，四季度情况很难一下扭转，经过努力哪怕好转一些，我们今年估计达不到5.5%的这样的一个最有实质意义的可比口径的增长速度。而“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年均增长速度应该在5.5%以上。这就是当下我们面对的一个最新的阶段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合成的，经济下行因素再次叠加的这样一个复杂严峻的形势。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给出了非常重要的指导，就是重申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全党全国各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抓住发展的硬道理要聚精会神，要经过努力在稳中求进这样的发展中，把我们的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我认为这个合理区间就是要对应到原来规划中间的实现“十四五”期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保障速度，而且要进一步对接到整个“十四五”到2035年，中央给出的新的两步走的第一步目标：到2035年实现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那样一个保障速度，它直接的指标表现，就是对于中央这个规划建议的说明里所点到的，我们在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个2035年的时点上，经济总量折为人均和2020年相比，15年间要再翻一番。那么这个保障速度，15年间也要在年均4.8%以上。
从当下来看，中央的指导精神从短期到中长期，首先是稳中求进，迎接党的二十大，进而在保持经济运行态势于合理区间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克服经济下行因素现在形成的三大问题、三重压力，而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按照基本的战略意图行稳致远。所以，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面对明年，实际上又给出了把明年跟明后年和中长期、和未来的15年要对接的这样一个指导精神，如果我们做深入领会之后，一定要特别注重在我们发展过程中，怎么样找到新旧动力转换这里边的一些关键要领。其中这个关键要领之一，就是必须紧紧跟上数字化经济发展的这个大潮。
这个数字经济在国际舞台上面，早已经看得很清楚，是在上个世纪末，以硅谷的创新发展引领出来了日新月异的一个新技术革命浪潮，它全面地影响和渗透着经济社会生活。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轨道上，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也在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我们已取得了这个领域里的一些长足的进步。但总体来说，还在继续追赶硅谷引领的这个大潮流。数字经济的发展，它和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之间的这个融合，是非常基本的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命题。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在整个的发展中间找到新的动力源。这个动力源如果按照当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非常清晰和简洁地所做的一个表述，就是要紧紧的抓住科技兴国这个概念之下，科技创新带来的“第一生产力”的效应。邓小平当年特别强调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学术界的解释是认为，这个表述的内涵是相当严谨地揭示了生产力发展里面科技的重要贡献。我们过去讲生产力是三大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那么科技在这里面起的作用，应该特别明确地认识到，它不是做加法而来了个第四要素，它是给传统的生产力三大要素做乘法，这个乘法是放大效应、乘数效应——由于这种放大效应，所以科技的作用是第一。这个认识框架，在学理上也可以对接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我们要进一步结合中国的情况来掌握好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我们的领导人早在若干年前就在讲话里非常鲜明地接过了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强调应使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对接到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间抓住全要素生产率，体现出中国的升级发展，高质量发展。学理上讲这个全要素生产率，是把生产要素中间相关的若干要素，不是简单地做等量齐观，而是应特别注重西方学者所说的所谓“索洛余值”，那个认识是说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我们传统认识上的这些生产要素，它们对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如果能够相对容易地计算出来之后，会发现还多出来一块，这个多出来的一块增长的来由，并不容易做清晰的量化，但是完全可以认定，一定和科技进步有关。我们现在数字化的这种新经济的发展，它对于整个发展所产生的特别的支撑，这种日新月异的发展、革命性的变化、颠覆性创新的变化，就是体现在信息革命带来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数字化所产生的这个第一生产力、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特殊的乘数效应的贡献。我们如果在中国的实践中，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带来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样的发展基础之上，必须紧紧抓住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实现有机的融合。这样一种有机融合势在必行，它给我们带来的是重大的发展机遇。当然，在表现形式上，又是一系列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
我觉得在把数字经济和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包括我们能源产业、能源领域的发展做深度融合这个方面，战略思维上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基本路线是发展硬道理，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扭住而100年不动摇，聚精会神地抓住这个基本路线。那么进一步再往下，我愿意特别强调三个视角：
这种实体经济必须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战略考虑上的第一条，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改革的深水区，继续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的潜力空间。我们承认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历史的和发展中的主观客观的因素，我们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曾经长期落伍，而改革开放以后，终于使现代化之路看起来可走得越走越宽。这其中龙头的因素，首先要肯定的就是改革所代表的市场化取向，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建设，极大地解放了我们中国的生产力，配合上开放，拥抱全球化，我们在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道路之上，中国成长性的潜力空间是极为可观的，但是需要在改革的深水区，进一步克服我们的制度安排、机制状态方面的一些弊病——而到了改革的深水区，这是所说的啃硬骨头的问题，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怎么样攻坚克难？在产学研（如果说全一点，还有政府加入进来的政产学研）结合的、以科技创新发挥第一生产力充分乘数效应的这个轨道上面，中国特色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在深化改革中实质性地来以制度创新，更好地符合科研规律和发展里面的规律，来使我们的市场主体、科研创新团队、政产学研结合的我们这样一些人才团队，他们的聪明才智，能够更充分地把潜力释放出来，表现为破解所谓“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这样新局面的创造。这个过程中从全局来说，必须有教育制度、科研制度的深刻的改革，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结合的这个意义上来讲，需要有我们各行各业、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里，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来真正调动所有的潜力，焕发出企业、科研团队、政产学研结合团队的创新的潜力和活力。在实际生活中，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一系列关于全面改革的文件里面的要领，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人们称为“60条”里面具体涉及到的336项改革切入点，到现在中央进一步指导全面改革的已发这么多的文件里面所涉及的所有必须深化改革的事项，我们要攻坚克难。在这个方面，以改革的深化取得决定性成果，来支撑整个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才能够在升级发展的状态上，真正达到我们意愿中间的第一生产力的充分发挥。
战略思维的第二点，我认为是要特别有重点地抓住一开始以互联网 这个概念而切入的、现在我们各个行业的＋互联网。能源行业里边的这个加互联网，当然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总体的产业互联网的建设，现在被称为要以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相结合，打造我们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设施里边的重头戏，而且产业互联网还要对接万物互联，对接一系列我们新的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那么，在各个行业加互联网的过程中间，能源行业里面的传统能源、新能源，结构需要得到充分的优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有正视以煤为主基本国情，而行稳致远地把以煤为主逐渐转到更合理地把我们各种新能源在整个中国能源体系里提升它们的比重，更好地使中国的低碳绿色发展，按照“双碳”的战略目标的轨迹，完成整个几十年间两个递进的“碳达峰”和“碳中和”。这里边始终必须紧紧抓住的，就是我们能源行业的加互联网，数字化。在现实生活中间，当然就要针对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和成果应用的重点，形成整个系统工程式的推进。
那么再往下，我觉得战略的第三层面上，需要特别注意我们在制度建设和系统工程推进的前提之下，必要的政策优化和支持，涉及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上人们有多年讨论、也有明显争议的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我认为基本的命题就是我们必须在守正出奇的思路上承认，我们要设计和运用尽可能高水平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在各个行业里，比如在我们能源领域里建设现代能源体系，这种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是不能不用的；但是也要注意到，这里面怎么样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结合问题处理好。守正就是要守市场决定论之正，出奇就是要出政府作用论之奇。政府适当采用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的大的方向，相对容易确认，比如就是要把数字经济的所有这些因素，和我们实体经济的发展深度融合，支持数字经济、互联网 在我们能源行业里的运用，但是这方面的机制问题，其实是特别重要的考验：政府方面不能够想当然地按照政府官员自己的那样一个认识，就直接上阵去做所谓的贯彻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工作，而必须是在一个大的方向之下，还是对接市场，以我们这个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有弹性的、能够跟市场兼容的一些机制创新，来更好地克服过去已经看得很清楚的、政府以好的愿望贯彻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却可能产生种种偏差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实际生活中间，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与产业政策应该配套的政策性金融，应该是使政策性资金得到放大效应的运用，那么必须对接市场化的运行，专业化的管理，最后才能产生这种乘数效应式的放大。包括在我们能源领域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在80年代就开始有外资进入，在中国本土上我们电厂的PPP项目，于90年代和千年之交前后有了一些探索之后，又有了前些年的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是作为重点创新事项的发展。而在发展之后，又合乎逻辑地波动式地有一个“稳一稳”这样规范化的诉求。当下，我认为我们在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来更好地使我们整个发展态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同时，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一个战略思维，就是一定要以我们类似于PPP创新这样的守正出奇，来运用政府自己有限的财力，调动社会资本方面（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他们已经雄厚起来的资金力量，来在中国守正出奇推进现代化的轨道上，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能制造、智能创造的升级发展，其中能源产业，也一定要在数字化发展的轨道上面体现出中国的智慧制造、智慧创造这样越来越明显的亮色。
我上面说到的，还是很简要的原则性的关于战略思维的探讨，还是很初步的一些认识，借此机会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