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他们认为，“复行钱”实际上是“改铸小钱”，所以造成了墓葬中“秦半两”的普遍减重。问题是，墓葬中的“秦半两”可以确定下葬时间，却并不能由此确知钱币铸造的时间，两者之间无法等同，所以，并不能以墓葬时间来排列钱币的大小顺序。“秦半两”不是“贝壳”，“秦半两”缺少的是“公平”。
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撰写的《湖南益阳兔子山九号井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发表的秦简三二中有这样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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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已酉，劾曰女子尊择不取行钱，问辞如劾，鞫审。已未，益阳守起、丞章、史完论刑（字为：左食，右外乃内又）尊市，即弃死市盈十日，令徒徙弃冢间。
十月已酉，查秦代朔闰表，应为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岁首，起诉一位名为“尊”的女子“择不取行钱”，也就是拒收“行钱”，问审及复审均事实无误，当月，由益阳守，按益阳为县，应为名为“起”的县令，县丞“章”，令史“完”定罪为“弃市”，将人杀死后，死尸在“市”暴尸十天，然后让徒隶移“尊”的尸体到乱葬岗丢弃。
也就是说，“择不取行钱”的刑罚是“弃市”死刑，远比《二年律令》中的“罚金四两”为重，而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也有明确的律文规定：
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
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实杂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无论百姓还是官员，还是官府收入，都不允许“择行钱”，而早在《汉高祖刘邦的货币战争》一文中，三解已经写到过：
“半两”是一个重量概念，秦制1两等于24铢，半两也就是12铢，“重如其文”的意思是标准的秦半两钱的重量就应该是12铢。
……在秦始皇陵园西侧的赵背户村，发掘刑徒墓32座，其中29号墓出土半两钱37枚，32号墓出土3枚，直径最大的3.4厘米，最小的只有2.33厘米，最重的6.01克，约合秦制9铢，最轻的1.35克，约合秦制2铢。
在陵园北侧的鱼池村遗址共出土半两钱540枚，多数钱径在2.64-2.83厘米之间，重量在2.20克-3.80克之间，约合秦制3.3-5.7铢。
重量在3-6铢之间的，可以称作中型半两钱，在考古发现中最多，反倒是达到12铢的却并不多。（王冕：《西汉前期货币改革新探分析》）
也就是说，“半两钱”的重量不足“半两”是一个事实，而秦律的律文反复强调也说明，秦朝政府完全知晓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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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钱币学家指出，“秦半两”的重量随着时代越晚，越接近秦二世时代而越轻，并将其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记载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复行钱。
他们认为，“复行钱”实际上是“改铸小钱”，所以造成了墓葬中“秦半两”的普遍减重。问题是，墓葬中的“秦半两”可以确定下葬时间，却并不能由此确知钱币铸造的时间，两者之间无法等同，所以，并不能以墓葬时间来排列钱币的大小顺序。
而“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已经明确地提及“钱善与不善，实杂之”，其墓主埋葬时间为秦始皇三十年，则可知，此前的秦国境内“行钱”已经充斥着“不善”的“减重钱”，所以才要求官府的一视同仁，而上文中涉及到的“择行钱案”，时间已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在地处边远的“益阳县”也发生了此类案件，都说明秦国、秦朝的货币“滥恶”问题由来已久。
也就是说，秦国、秦朝的“铜币”自始至终就没有想过或者说能够实现“标准化”来保证“足重”，因为只要在秦律施行的境内，“行钱”的峻法就保证了“秦半两”哪怕经过减重也一样能够通行无阻。
根本原因就在于“秦制”对于“行钱”和“行布”的定位并非是“宝货”，也就是说，并不重视其财富“贮藏功能”，而重点是“行”，也就是专门面向治下编户齐民的财政工具，只要你“用”就“行”了。
这个思维方式，在经济学界有一个专门的说道，叫“名目主义”（chartalism），其创始人英尼斯在1913年就提出了，货币是政府债务的“代理人”，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政府要求人民用货币纳税。
也就是说，只要“货币”能够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公平”流动，哪怕那是一个“贝壳”，它一样能够拥有“购买力”。
“秦半两”不是“贝壳”，“秦半两”缺少的是“公平”。
根源就在于秦朝的财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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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一文中，三解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回溯了秦代的“地方财政”：
作为“会计部门”，“诸曹令史”手中的“计簿”，才是真正意义的“某县公司账本”，或者说是“资产损益表”，只不过秦代的账本不是用人民币计数的，也不是用半两钱计数的，甚至根本没法“货币化”，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之分，所有账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动资金”，并详细分科。
要点就是秦代的“财政体系”根本没有“货币化”，所以只能是以不同科目进行分列，这一点，与上文中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000年已经完成“货币化”的会计体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一体系对于“货币信用”的赋予又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保障“货币”以“名目主义”的理解一样，“公平”地流转于“公私之间”。
而秦代的“地方财政体系”中，已知的“货币收入”（不全是“税种”）包括以下几项：
（1）禁钱（县属）：“山川所出”，王室垄断的山川池泽出产的手工业原料经“刑徒经济”生产产品售出所得钱，就是“官府作务市受钱”；“园池市井租税之入”，则是“市租、质钱、园池入钱”；
（2）不禁钱（县属）：“赎刑钱”和“赀债钱”；
（3）户赋钱（郡属）：五月的户赋16钱/户，每年送郡守处，“治库兵车马”。
在此之外的“中央财政科目”缺少资料，但结合西汉《二年律令》推测，或应有“少府”主管的“铸钱”、“采金”为直接的“货币收入”，其余也可以并入上述科目。
而支出项，实际上是两大类：
（1）采购；
（2）功赏。
按照西汉元帝时的政府开支项目，“吏俸”应为“司农钱”的大宗，占总数的50%左右，在凤凰山10号墓出土的，4号、5号木牍记录了墓主人所在的西乡所辖市阳、当利、郑里等三个里的“算簿”，这些断代为汉文帝晚期至汉景帝四年的简牍，“算钱”用途也包含了“吏俸”。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以上“开支”的基础都是在西汉王朝普遍开征“算钱”之后，这笔收入甚至代替了前述秦朝上缴郡守的“户赋”，而“户赋”则被收归县级收入项目，这是秦无货币“吏俸”的理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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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二是秦朝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刑徒经济”，在《翻翻大秦帝国的钱袋子》中已有明确的计算：
从秦律规定的徒隶比例来看，2/3的田徒，1/3参与政府服务，则迁陵县的300刑徒应该有200人进入“田官”耕种，以男女1:1为“1户劳力”计算，养活全县的官吏、刑徒的耕地总面积不过5601亩，也就是“1户劳力”耕种56.02亩，完全不超出能力范围，哪怕是编制齐全的“迁陵县”，也就是“1户劳力”耕种80.55亩。
也就是说，“刑徒经济”单独供养整个“公家”绰绰有余，远比通过正常的编户齐民财政获取物资更加“经济实惠”，所以，本质上，“刑徒”的数量是与官僚组织配套的。
这种刑徒规模和地方财政的配套在秦律令中有明确的反映，即人数不足则由“县”向“治虏御史”请求，而“上计”给皇帝的“计簿”也包括“徒隶员簿”，也就是说“徒隶”存在有严格的预算管理，也就是对应“吏俸”的“全谷制”支出。
确认了这一点，再来看“采购”和“功赏”这两个“支出项”，也就是“货币投放”渠道唯此二者。
相对于“采购”的频繁和少量，“功赏”这个科目完全相反，因为“秦制”的赏功虽有“斩首赐爵”的基础，但又有律文明确规定，爵不满一级或达到升爵上限的都要折算成钱，而这单次的赏钱就数以万计。
换句话说，对于普通人而言，“赐爵”远不如“赐钱”常见，而“赐钱”又远不如“政府采购常见”。
所以，仅以秦代的“县级地方财政”来建构“货币收支”模型，实在是微不足道，仅以“上计”所用的“计簿”的科目来看，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钱的科目只有5种，占总量的17.86%。
在此条件下的“货币收支”很难发生难以挽回的后果，对于整个秦帝国财政的影响自然也“应该”微不足道。
问题是，秦朝的“货币回笼”手段非常少，也就是常态的“货币税收”根本不足以赋予“秦半两”足够的“信用”，百姓大部分交的“税、赋”仍是以“实物”和“劳役”的形式进行支付，唯有“户赋”和交易中产生的“市租”、“质钱”是常态的“货币税”，而前者一年不过15钱，后者则是比例抽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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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之下，“货币投放”的决绝就令人惊叹，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
制诏丞相御史：兵事毕矣，诸当得购赏贳责（债）者，令县皆亟予之。令到县，县各尽以见（现）钱，不禁者，勿令巨辠。令县皆亟予之。丞相御史请：令到县，县各尽以见（现）钱不禁者亟予之，不足，各请其属所执灋，执灋调均；不足，乃请御史，请以禁钱贷之，以所贷多少为偿，久昜（易）期，有钱弗予，过一金，赀二甲。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戊
意思是，在统一战争结束后，秦始皇下诏书，要求各“县”立刻兑现对从军者的“购赏”和“免债”激励，并必须给予“现钱”。但这只是理想的原则，所以丞相、御史大夫请求有所变通，即“县”可以用“禁钱”之外“不禁钱”完成兑现的就尽快下发，如果不够，先各自向“属所执法”申请，由“执法”来负责调剂辖区各县的“现钱”，还不行，就上书御史大夫，请求使用“禁钱”贷给“县”，“县”回头偿还。
简单地说，不够先用“公款”，再调剂，最后再找“皇帝私财”借贷，回头再还。
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债务关系”：
秦民——县廷——秦王
货币投放时，由秦王私府——“少府”铸造货币，贷给“诸县”，“诸县”再作为“节点”，将货币以上述两种途径，释放给秦民使用。
以“名目主义”的理论来理解，秦民无论是以“受赏”还是“售货”获得的“秦半两”、“行布”，实际上都是一份“一般债务凭证”，也就是将定额的“财富”出借给了“县廷”，而“县廷”则又将定额“财富”出借给了“秦皇帝”。
那么，“秦半两”和“行布”的“一般债务凭证”功能由什么保证呢？
毫无疑问的是，秦朝政府远比英尼斯在20世纪初见识的暹罗国更“精明”，他们采取了一套非常严格的“交易控制”系统来保证“欠缺信用的货币系统”不被“动态”的“市场价格升降”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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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严格限制境内百姓的自由流动，也就意味着跨区物流和现金流的大规模流动是被禁止的，则“诸县”实际上是一个个独立的“市场”和“货币区”（尽管用的货币是一样的），所以，尽管在“县”内会有非常繁荣和频繁的商品交换，见《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实质上仍是数量的低水平堆积。
而整个秦帝国有数的几个受惠于这种官方垄断物流体系的城市，都是秦帝国的都城，如“咸阳”、“栎阳”、“雍”和“西”，尤其是“咸阳”，作为“太仓”和“大内”的所在地，四方诸县的“剩余物资”都会辐辏聚集，而几大都城、旧都的“官营刑徒经济”才能提供更多样性的“分工”和“商品”，而六国的商人“邦客”也会向其汇集。
这些都是秦国在统一之前，能够长期保持“繁荣”、“强大”的制度条件。
固定“货币区”保证了货币不会自发地向某个区域流动并集中，而物资却可以在行政命令下集中；同时，秦律将“交易行为”严格约束到了“市”内，处于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并通过干预和操纵“市”内的商品定价的方式，为货币强制赋予“财富价值”。
正因为如此，上述“择行钱弃市”的律令结合“告奸连坐”的管理手段，可以得到最大效率的执行，也就是说，哪怕“秦半两”被换成了“纸片”，通过对“交易双方”的人身控制，乃至于生命的暴力威胁，“秦制”顺利地赋予了“秦半两”价值。
通俗地比喻一下，就是我自己可以“偶尔”不讲规矩，但我用刀逼着买卖双方守规矩，因为“总算还有规矩”，所以，“信用”产生了，当然，其中多了点“博彩”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