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绅士还有为王天祥立碑铭志的。当部队越过平汉路后，发现前面有日伪军堵截，后面有孙殿英部队追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王天祥被迫在安阳县辛村集，吕村集等地，组织了几场恶仗。部队官兵目睹受害群众的仇恨心情，更加激起自己抗战的决心。王天祥从此失去了自由，起义宣告失败。下级官兵因长年得不到饷银，非常不满，矛盾很尖锐。
我和裴万青同志是一九三九年底，在国民党孙殿英的新五军第四师第十一团三营十连认识的。当时，裴万青是三排八班的班长，我是一个不满十六岁的新兵，也是八班最小的一个。我们一见如故、亲同手足。他长我八岁，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尊敬，他把我当小弟弟一样关心爱护。他原是北平丰台西吕村的—个流亡学生。他参加新五军后，曾参加过我党在第十一团的政工人员举办的政治学习班。所以他对爱国青年有着特殊的感情。
那时，国共两党正处在第二次合作时期。裴万青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影响下，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有较明确的认识。他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战，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搞磨擦，破坏两党合作。他经常给我讲打不走日本鬼子，谁也安宁不了的团结抗战的道理。我曾问过他：“我们修的碉堡，枪眼为什么都对着八路军的防区。”?他非常行气愤的说：“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和积极抗战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是深入人心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搞磨擦，使不得人心的。”我说：“我是不堪忍受日寇的蹂躏和亡国奴的生活，才出来打鬼子的。谁知烧香没有找对庙门，抗日没有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他安慰说：“你不要着急。你认识营部的罗兴洲(地下党)吗?”我说：“认识。我们二十多个青年去年(—九三九年)十二月，来到三营营部时，是他接待我们的。我和他接触虽然只有半个多月，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待人和气，热情诚恳，给我们讲了许多我们没有听过的抗日道理。”裴万青说：“罗兴洲同志很关心你们这批青年。他计划一有机会就把你们送到抗大去学习。到那时你就找到真正的抗日队伍了”。我听后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多么希望能早日踏上抗大的校门呀!
裴万青同志不光在政治上关心我，在战斗中也百般爱护我。当时，新五军第四师第十一团的防区，在山东省林县罗圈、正面一带，离平与铁路很近。王天祥团长，因与我党早有关系，我党还应王的请求派政工人员帮助十一团建立了政治机关。王在我党的影响教育下，经常率领部队，在平汉路上破击铁路，割断电线，攻打碉堡城镇，打击日寇的疯狂气焰。加上他学习并采用了我军的政治工作方法，比较注意群众纪律，深受当地群众的赞誉。当地绅士还有为王天祥立碑铭志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裴万青同志在每次战斗中都表现得很英勇。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九四0年春，攻打淇县的战斗，那是一个夜晚。因我刚到部队，参加攻打县城的战斗还是第一次，缺乏利用地形地物掩蔽自己的经验，当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从城头上射来时，他就用手很压我的头部，让我卧倒。对我进行掩护。
一九四一年夏，有一天裴万青同志在站岗时对我：“自蒋介石一九三九年掀起反共高潮以来，孙殿英就撕去了他伪装进步的面纱，日趋反动。他排挤我党派到新五军的干部，如邢肇堂(进步人士)、靖仁秋(共产党员)等。对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抗日积极，争取伪军工作出色。部队发展壮大很快(当时十一团已拥有—个师的兵力)的王天祥，不仅不晋升为师长，而让无功的刘月亭升任师长，更恶毒的是用金钱收买王天祥的炊事员，在饭菜中下毒，企图毒死王天祥，并把他的部队强行编散。当王天祥从我地下党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加上炊事员向他告密)，他非常气愤，决心率部起义，把部队拉到平汉路以东，投奔解放区，我们要有要有的思想准备。”
一九四一年八月，王天祥通过我地下党请示朱德和彭德怀老总批准后，即率部出塔岗、邢门两山口，浩浩荡荡向东挺进。当部队越过平汉路后，发现前面有日伪军堵截，后面有孙殿英部队追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王天祥被迫在安阳县辛村集，吕村集等地，组织了几场恶仗。部队打的很英勇、顽强，打死打伤很多日伪军，缴获不少武器弹药，还活捉了二十多个鬼子，其中有安阳伪道伊顾问福田利。鬼子兵被活捉后，死也不肯跟我们走。我们只好砍些柳树枝绑成担架，抬着他们走。沿途群众见到被活捉的鬼子，都咬牙切齿，怒不可遏。有的要求千刀万剐他们，有的老太太往他们脸上吐唾沫，用嘴咬他们。说什么，你们这些十恶不赦的，也有今天呀。部队官兵目睹受害群众的仇恨心情，更加激起自己抗战的决心。同时也为打了胜仗，活捉鬼子而自豪。
仗是打胜了，但起义部队的伤亡也很大。加上天气炎热，伤病员得不到治疗和安置，部队给养得不到补充，一时间处在弹尽粮绝的地步。这时，裴万青同志，不仅在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而且很注意群众纪律。如我们班在连续行军作战中，吃不上饭，他就从老乡那里买来些甜瓜、菜瓜和豆角等，给大家充饥。当部队进到伏阳县谷头村时，在日伪步步进逼，我们又与八路军失去联系，得不到接应的情况下，国民党高树勋的新八路，在柳下屯一带又把我们包围了起来，因王天祥与高树勋有在西北军的旧关系，就被迫接受了高树勋委任的三十九军团第五师师长的官衔，以便再作他图。但在王天祥去向高树勋表示谢意时，高却出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蒋鼎文的密电，电文称：王天祥违犯军法军纪，率部叛逃，应该立即就地正法，把部队强行编散。王天祥无奈，只好召集全体官兵挥泪讲话，他说：“我对不起弟兄们，我违犯了军法军纪，现在只有听高部安排了。”王天祥从此失去了自由，起义宣告失败。
王天祥被高树勋软禁后，起义官兵都义愤填膺，愤愤不平，部队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仁户。有的不服气，主张和高树勋部决一雌雄，突围出去。有的就趁混乱之机离开了部队。正在此时，我和裴万青同志，在村头碰上了罗兴洲同志，他对我们说；“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我要到解放区组织新五军暂四师收容站，专为接待不愿接受高树勋部改编的官兵。你们还要在这里委屈一些时候。要揭露高树勋消极抗战和共产党搞摩擦的阴谋，鼓励爱国官兵逃亡，瓦解高树勋的部队。”我们俩出于平时罗兴洲同志的好感，就很愉快的听了他的话。
罗兴洲同志走后，起义部队就被高树勋给编散了。裴万青同志被编到新八军二十九师二团一营机枪连当班长。我被编到新二连六班当战』二。我们就根据罗兴洲同志告别时的说法，利用裴万青同志当班长的条件，在他带班查哨时，互相交流个自所在连队官兵的思想动态，鼓励官兵逃亡。我们发现高树勋部的高级军官，都在长年苛扣军饷用来做生意赚钱。下级官兵因长年得不到饷银，非常不满，矛盾很尖锐。很多爱国青年对国民党消极抗战也很有意见。加上派系斗争严重，军心很不稳定。我们就利用上述矛盾，不断揭露他们，瓦解他们。我觉得裴万青同志的消息特别灵，知道的情况特别多。有几点至今还能回忆起来。如说：“王天祥被高软禁后，就和他的随员张蔚林同志每天在街上遛马玩，以麻痹高树勋，趁高部不防备时，就逃跑了，现已逃到解放区了。”
又说：“高树勋为保存实力和地盘，竟去讨好日寇，把王天祥部队活捉的二十多个鬼子，交还了日本侵略军，日寇为此还奖给他伪币20余万元。
裴万青同志还说：“国民党贪污腐败，喝兵血成风，根本不顾士兵死活。孔祥熙的二小姐结婚，一份赔嫁的价值，就足够装备四个正师。云南省主席龙云，因没有及时放蒋介石运往国外的金银，竟被撤了职等等。”
上述消息每十专出后，不仅激起了王天祥部队官兵的愤怒，而且高树勋部队的一些有爱国心的官兵，也感到气愤。于是都纷纷逃离高部，有的还带走了枪支武器。高树勋为了制止逃亡，经常召开大会，把抓回来的逃亡官兵，当场宣判枪毙。并说：如再有敢逃跑者，抓回来就是这个下场。“企图杀一儆百。但是，事与愿违，越杀逃亡的越多。加上一九四二年日寇实行疯狂大扫荡，高为保存实力，竟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南撤，企图苟安于黄河以南，结果逃亡减员更加严重。如我所在的二连，原有一百多人，但到黄河时，就只剩下十八个人了。又如机枪连，不仅士兵逃亡的很多，而且连长都逃跑了。就在这时，我又和原王天祥部的王明正，王秀山和原高部的薄其功、郝昌明、李小辛等六人，于一九四二年八月，利用青纱帐的掩护，逃出了虎口。这样二连就剩下十二人了，可以说基本上给瓦解了。
我们逃出高部以后，因裴万青比我早逃出半个多月，我们俩还与罗兴洲同志都失掉了联系，就只好回家打听他们的—卜落，等待他们的消息。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忽然接到裴万青同志从内黄县牙里集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汝渠(当时我的名字)小弟，你如在家的话，请立即来习：：里集，有要事相商”。内中还说：“王天祥、张履亭、陈济黎、张蔚林都在大明。王天祥任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张履亭任突击团团长。我在牙里集任区长，我们很想念你。”我一看老朋友都在一起，又组织了军队，心想一定是又要组织起义了，感到特别高兴。因此，在接信后的第三天，把家里稍作安排就动身了。
我到牙里集后，裴万青同志，热情接待我自不必说，区上的人听说是区长的好朋友，无不笑颜相待。当晚，区长的夫人回娘家去了，我们就在他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