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朱德接到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命令后，2次复电坚持不应分兵。但很快就受到中共中央局来电的严厉斥责。为此，他于8月12日与朱德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在北方战线大力开展游击运动。前线形势紧急，周恩来于9月24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在东方的战斗，趁早北上。博古和李德这种严重错误的“左”倾政策，不但使得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因孤立无援而遭到失败，也使得中央红军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面对强大的敌人，自己明明有办法对付，却被剥夺了权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军一步一步滑向失败的深渊，这就是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的糟糕处境。
可想而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周恩来有多痛苦？
周恩来
自从王明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后，他就在莫斯科通过遥控自己一手扶持的博古代表的临时中央，不遗余力地把“左”倾错误贯彻在全党和红军之中。
1933年2、3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抵达中央苏区，这就意味着中央苏区的厄运不可避免了。
博古一到中央苏区，立即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不遗余力地推行“左”倾错误的政策，大力排挤、打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苏区各地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经过博古一顿乱七八糟的操作之后，紧跟博古的项英竟然取代在前线的朱德行使中革军委主席的职权，这就意味着，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可以直接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进行发号施令了。
博古把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周恩来担任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也就这样莫名其妙没了。
6月，中共中央局命令在前线的周恩来和朱德把一方面军主力分成2部分作战，因为这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李德的“高见”，他主张要“用两个拳头打人”。
周恩来和朱德接到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命令后，2次复电坚持不应分兵。但很快就受到中共中央局来电的严厉斥责。但周恩来和朱德仍然想办法顶住压力，向中央提出正确建议。
结果，强势的博古根本不接受前线周恩来和朱德的意见，执意把一方面军分为两路：一路为第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在原地，置于无用之地；另一路为第三军团组成的东方军，奉命北上进入赣东北。
周恩来无奈之下，在执行命令的同时仍然建议东方军不宜在攻城上多耗时日。博古这一招兵分两路反倒使得蒋介石获得喘息的宝贵机会，从容策划了第五次“围剿”计划，调集50万大军准备对中央根据地大开杀戒。
博古和李德
中共中央局在应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时提出要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的口号。
周恩来在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强调要创造众多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敌人力量，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为此，他于8月12日与朱德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在北方战线大力开展游击运动。
就在这时，曾经抗击日寇的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领导下秘密派出代表到前线同红军联络。周恩来非常重视此事，他主张红军同第十九路军结盟，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蒋军主力的威胁，还能趁此机会大大增强自己的力量。
前线形势紧急，周恩来于9月24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在东方的战斗，趁早北上。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本来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的指挥大权全权交给了李德。
李德压根不懂中国国情，他强行把教科书中的“条条”和一战中大规模阵地战的经验在中央苏区推行开来，而且他非常独断专行、蛮横粗暴，以专家和家长自居。
红军上上下下对李德非常尊重，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但李德却毫不珍惜大家对他的这种尊重，在红军中肆无忌惮地以他的独断专行取代了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
李德是怎么指挥红军对敌作战的？说来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他就是躲在房间里凭着地图指挥红军对敌作战的！他的指挥纯粹是主观主义瞎指挥，导致红军接连失利，而他反过来倒打一耙动不动训斥别人，说是没有认真执行他的命令，他根本不听任何人给他提的意见。
政治上有博古代表的中央局的错误领导，军事上有李德独断专行的瞎指挥，而且李德成了不折不扣的“太上皇”，在这样的形势下，可想而知周恩来的处境有多难！
这时候的周恩来，虽然人在前线，但他对重大军事行动已经没有了指挥权，他最多只能提出建议，而且很明显的是，他提的建议往往没人理睬！
9月25日，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他动用了50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红军的东路军无法北上，中央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联系被敌人切断了，使得这场战争一开始时，中央红军就已经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剧照）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蒋介石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抽调原用于进攻苏区的主力部队进攻福建。
这对陷于败局中的红军来说正是扭转形势的天赐良机，周恩来迅速抓住时机向中央局建议，赶紧命三、五军团侧击蒋介石进攻福建的部队，但博古拒绝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甚至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视为反动统治的一种欺骗，把同盟者视作敌人。
博古和李德不但没有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还命令部队徒劳地进攻敌人在永丰一带的严密堡垒线，周恩来愤怒地致电中央局，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他们部署与命令全权，以免误事失机。
周恩来的电报更加激怒了博古等人，博古命周恩来等撤回后方，中央苏区各军团和独立师、团作战由李德等人操纵的中革军委直接指挥。
1934年1月，被剥夺了对前线部队指挥权的周恩来被迫返回瑞金，他只能担负一些技术性的组织工作，许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没有资格参与了，尽管不久后他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博古和李德这种严重错误的“左”倾政策，不但使得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因孤立无援而遭到失败，也使得中央红军自己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迅速腾出手来采取堡垒战术大举进犯苏区。
博古和李德却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实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硬拼战术，这种严重错误的战术让红军遭遇了更加严重的失败，尤其是博古和李德亲自指挥红军9个师在广昌同优势敌人硬拼，更是让红军在短短18天内元气大伤，遭受重创。
7月上旬，国民党军集中31个师从6个方向对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猛攻，博古和李德竟然分兵六处、节节抵抗，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这就意味着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两线被敌军突破，西、南两线也陷于困境，红军除了突围转移之外，没有别的更好选择。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面对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周恩来在不能参与重大决策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向博古和李德提出正确建议，但都是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就这样一步步陷入失败的深渊，周恩来的心在滴血，无比痛苦。
为了突围转移，博古成立了所谓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执行，并不能参与更不能决定重大事情。也就是说，周恩来成了只是负责“跑腿”的人。
由于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了，红军不得不突围转移。于是，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红军主力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开始了长征。
参考文献：
《周恩来传》 金冲及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