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在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面，技术创新已是最重要的变量。不过，他们思考方式都没有超越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创新都是通过“新进入者”发动，然后取代“老家伙”。保罗·罗默不满意这么处理，将技术当作是经济主体内在产生的创新想法。
什么叫毁灭性破坏?唐学鹏/文 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rt）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什么叫毁灭性破坏?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什么叫毁灭性破坏
唐学鹏/文 伟大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创了“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一词，它被认为最符合经济现实，却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造性破坏”建立在悲观主义基础之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Sombart）都将“创造性破坏”看作一出“自己挖的坑自己跳”的悲剧，是无法克服的“自毁系统”。
熊彼特的悲观面貌稍微好一点，他觉得创造性破坏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其中有一种非常值得尊敬的东西，叫“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用新的技术、新的模式对原来市场上存在的商品、组织和服务进行“冲击”。他们的胜利意味着别人的失败，他们是“创造性破坏”的来源，熊彼特认为，“他们是悲剧轮回的英雄”。
现代经济学家抛弃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悲剧轮回”，集中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在传统的经济学增长模型里面，只有生产要素投入的模型，到了索洛那里，才确认了技术的重要性。在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里面，技术创新已是最重要的变量。不过，他们思考方式都没有超越熊彼特。在熊彼特看来，创新都是通过“新进入者”发动，然后取代“老家伙”。
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意思是不知道技术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天上掉下来”的。保罗·罗默不满意这么处理，将技术当作是经济主体内在产生的创新想法。新想法一旦产生，就具有正外部性，其溢出效应，就能极大地提高效率,不仅创新者得好处，相关不相关的人都能间接受惠。所以，一定要为这个好东西设置“租金，就需要“专利制度”，来保护“内生增长的源泉——创新的想法”，否则的话，所有人都会选择“搭便车”和“山寨“，整个社会就没有人愿意创新，企业家精神就会萎缩。
现在，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出场了。
一
首先，阿吉翁认为“创造性破坏”是乐观的，不是悲观的。他认为，创造性破坏会带来改变人类进程的爆炸性增长。1820年之前人类的经济增长其实是停滞的，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历史完全是另外一条经济增长轨迹。人类的物质生产不断加速，这一切都是因为技术创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
其次，阿吉翁在1990年与合作者豪伊特（Howitt）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以创造性破坏为增长模型》（AModelofGrowthThroughCreativeDe－struction）。这篇论文最核心的观点是，创新是一个与旧事物“搏斗”的过程。跟前贤的论述不同，创新并不是一出来就是正外部性，而是受到旧的利益者千方百计地漠视、打击、扼杀。而创新也不断地打击旧的技术、旧的利益。大家是一种“厮杀”与“挣扎”的关系。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菲利普·阿吉翁 赛利娜·安托南 西蒙·比内尔 / 著
余江 赵建航 / 译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
创新是一个浪潮式的过程。在基础创新起来时，应用创新并没有跟上，那么，基础创新代表的浪潮第一阶段（“浪潮1”）就是一个被侮辱、被漠视甚至被排斥的阶段。蒸汽机于1712年被发明，但50年后才被大规模应用，直到1830年英国人均GDP才开始加速增长，那时候蒸汽机已经在很多机械上大规模取代人力畜力。而最初，它被视为“奇技淫巧”，是一个新鲜的玩意，而人们只渴望一匹更快的马。《创造性破坏的力量》里面没有提乔布斯的iPhone，但它是一个好例子。2007年第一代iPhone问世，也被当时手机霸主诺基亚视为“小众产品”“奇技淫巧”，但2011年4G网络开始出现了，人类进入了高速网络时代，iphone4变成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大量app应用在iphone上出现。脸书、美团、uber、airBNB等等，像繁星一样出现，并且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iphone漫长而高速的增长，是对诺基亚的无止境压迫和羞辱，这个功能机时代最伟大的巨人很快轰然倒下。而原本，它是4G网络的领先者与手机最大的专利拥有者。
再次，当基础创新不够强大，还没有广泛的应用时，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大量资源进入创新行业的生产率反而是低的，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比过去都低了。于是，在这个阶段，“长期停滞”言论就非常流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论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工业革命机器的北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反而不如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显然，这是荒谬的。他看不到浪潮1阶段出现的“生产率悖论”——就像一个12岁的学校“学霸”的劳动生产率肯定不如12岁的煤矿童工，但是，小学霸的生产率会在22岁以后出现“爆炸性增长”。最新的一位犯糊涂的经济学家是罗伯特·戈登，他在《美国增长的兴衰》声称，“互联网带来的进步还不如铁路”。根据他的测算，互联网在提升生产率方面是很平淡的。显然，他也是计算互联网革命浪潮1阶段的生产率，然后进行不恰当的比较得出轻率的结论。
我们回到阿吉翁。当浪潮1向浪潮2延伸，创新应用开始加速，很多人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有实际场景的创新。随后，整个经济体都感受到了创新。创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规模，这就是浪潮3。在浪潮2阶段，创新开始打击“旧势力”的企业和就业岗位，“破坏”越来越触目惊心，破坏大于创造，诺基亚这样的企业纷纷倒下。人们归罪乔布斯一人毁掉了太多的岗位。到了浪潮3阶段，“创新”创造了更多的岗位，创造大于破坏。美团创始人王兴在上市敲钟的时候不忘感谢乔布斯和他发明的iphone。毫无疑问，王兴和整个社会都享受了浪潮3的创新红利。
有意思的是，阿吉翁说，在浪潮1和浪潮2这个阶段，不像熊彼特或者罗默设定的那样，都是外部者创新，其实旧有企业也会进行前沿创新。乔布斯的苹果击打了诺基亚后，当时的互联网巨头谷歌以及腾讯看到了iphone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威力，迅速沿着移动互联网路线进行创新。前者开发了安卓手机系统，后者开发了基于移动社交的杀手级应用微信。所以说，创新并不完全都是新进入者发动的，在位者也会观察、也在思考、也在创新。但的确很多远离前沿的企业不创新，他们就都死去了。所以，创新在浪潮2阶段，会显示出巨大的不平等。
顺着阿吉翁的思路，政府应该在浪潮2阶段做保障型政府，为那些“失败者”做必要的纾困。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大量的技术性失业。列昂剔夫在20世纪50年代发现，机器正在不断替代人力，于是他悲观地认为，未来的失业会越来越多。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悲观循环，数字经济和自动化机器人的结合，再一次出现了对劳动大规模替代的问题，要不要对数字经济征收更多的税、要不要对机器人征税变成了一个焦点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人是灵活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他们在整体上完全有巨大的进化适应性，只不过，在浪潮2阶段，需要政府出手，需要政府来平滑这一阶段的“不适”，这是政府的责任。
二
在浪潮3阶段，不平等会得到缓解。因为创新通过3个阶段着着实实地将社会生产效率提得更高、产生了更多社会财富。创新获得的收益其实也一定会向全社会扩散。拿普通理发师的服务来说，众多创新企业得到更多的利润，员工获得更多的收入，导致企业附近的理发师理发的价格也会上涨，从而增加了这些暂时没有发生创新部门的收入上涨。更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对创新产生的“额外”财富征税，缓解失败企业的员工的痛苦，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标准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救助补贴制度是政府应该干的事。
阿吉翁用了一个新的说法，政府要做投资型政府，对创新负责。
很多人会说，创新应该主要靠企业或者市场，怎么能靠政府？创新的本质是那些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英雄推动创新。他们是商人、是科学家、是发明家、……他们是一个庞大的天才群体。而天才不是完全根据人口规模同比例产生，而是根据殷实家庭的规模同比例产生。背后的含义是，政府的目标就是追求橄榄型社会，做大中产阶级规模，让教育公平化，从源头部分增加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口。另外，政府也要帮助大学、研究机构来进行“非短期功利化”的研究，增加基础研究的厚度，这样也会推动“浪潮1”尽快发生，因为浪潮1对应的是基础创新的突破，它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很难完全通过企业来完成。
当然，这对政府也提出了“要求”，它得是一个法治政府，而不能是一个被利益集团捆绑的政府、不能是一个被游说势力操纵的政府。它要有开放性、要有透明度、也要受到监督和可问责。政府还应该是一个投资型政府，尤其是对国民教育进行投资，对基础研究进行投资，坦率地说，就是投资“浪潮1”。
三
现在说说我对这本书另外一个体会：品位的重要性。
简单来说，到底是什么支撑了经济学的基础？底经济学要如何观察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
法国经济学家显然占据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命题：不平等和创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书籍之一。他“击中”了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痛点，引发了无数普通人内心的共鸣。而创新则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响亮的标语，是另外一个意识形态痛点，它推动了无数普通人建立自己的小企业。同为法国人的阿吉翁将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他似乎具有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共融性，他刻画创新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讲述市场主体博弈的方式是动态的、生物学的。他对政府的态度也是一种动态的、生物学的。也就是说，政府不是被刻画成一个不变的外在力量，而是一个应该和市场、企业、竞争、和知识扩散同步“运作”的物种，政府也是一个进化的物种。这个物种进化要适配市场、企业和社会。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但是人的本质是一种进化的本质，而经济学最糟糕的部分就是“将进化片段化了”，以至于他们不清楚是什么塑造人的理性行为的本源。经济学只研究如何将事情做对，而不研究什么是对的事。
拿经济学著名的“吉芬效用”来说，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芬研究了爱尔兰土豆销售，发现当土豆价格上升，需求原本应该下降，但反而上升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爱尔兰缺乏生物学家E.O.威尔逊说的“生物多样性“。爱尔兰人为了增加所谓的土豆产量，引入了单一的马铃薯植株，没有遗传的多样性，特别容易受到流行病的影响，一场致病疫霉的水霉菌的“袭击”，几乎毁掉了所有的马铃薯，造成了大饥荒，导致100万人饿死，使得土豆在当时成为经济学家嘴里的“吉芬商品“：尽管价格上升，但人们反而还要多买一些囤积着。
同样的原理出现在政府这个“物种”中，如果是世袭制、终身制或者有限准入秩序，整个政府体系没有阶层流动，没有智识上的多样性、没有感同身受的多样性、没有跨越阶层的多样性、没有信息交互上的多样性。那么它就会被某种“病毒”毁掉，不管它宣称自己是多么尊贵和正确的“品种”。就像考拉或者猎豹一样，它们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很低，一直处于生物灭绝的边缘。
阿吉翁对创新浪潮的阶段化全景描述，在我看来，也有一种生物学气质。出现创新就像“基因变异”一样，新基因被引入基因库，但新基因不一定立即存活，或者立即壮大。这取决于基因的漂移和选择。如果能够克服适应问题，这些基因没有被清除，这种基因突变就会持续存在并且扩散，从而对遗传多样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如果以此标准重新来看待一些经济学家，同样是奥地利学派的伟大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都预测了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失败，但是两者品位不一样。哈耶克更高一些。米塞斯对人的规定是一种“先验性规定”；对政府的看待是一种“永恒恶魔化的角色”。在他这里，人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基本属性一样的物理人口；政府也不是一个进化的物种，是一个“永不悔改的恶魔“。所以米塞斯的“自由主义”是一种缺乏本源思考的自由主义，最后变成了一种姿态主义。而哈耶克认识到苏联模式是一种官僚掌握所有市场信息的体系（其实缺乏“生物多样性”）。而市场经济和民主则没有这样的“硬伤”。同样的道理，芝加哥学派虽然也有很多教条的部分，但明显好于老凯恩斯学派。因为老凯恩斯学派的举动仅仅是一些“搅动”，不会增加“基因多样性”。
最后，谨此缅怀《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的作者，刚刚逝世的杰出学者E.O威尔逊，他承受了很多的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