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精神困境（存在主义与当代精神的伟大冒险）

存在主义与当代精神的伟大冒险数千年来，人类在对意义的寻求中重新构筑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组建了家庭，家庭加入了群体，群体构成了文化，文化创造了文明，每一代人又反过来根据自己的教育而构型但对每一个新人来说，冒险总是要重新开始每一。

数千年来，人类在对意义的寻求中重新构筑了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组建了家庭，家庭加入了群体，群体构成了文化，文化创造了文明，每一代人又反过来根据自己的教育而构型。但对每一个新人来说，冒险总是要重新开始。每一个人都必须发现真实地表达其内在生活的意义。每一代人都重新定义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

当代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民主力量击败了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后，可怕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极为开化的德国人说他们在试图灭绝犹太人的时候只是“服从命令”，那么，这对人类的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美国科学家制造武器，捣毁城市，以极亮闪光使幸存者的眼睛从眼窝里消失，成为盲人流浪者，那么，这对技术进步的前景又意味着什么呢？

时间依然在流逝。1895年，路易•卢米埃尔发明了活动电影放映机。1936年，阿兰•图灵（Alan Turing）制造了电子数码计算的概念机。1937年，沃尔特•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完善了电影中胶片的使用。1972年，阿兰•凯伊（Alan Kay）在人类电脑互动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发明了图形用户界面。1990年，蒂姆•伯纳斯-李（Timothy Berners-Lee）发明了互联网。

电影和电脑技术的发展在日裔美国人武石田村（Takeshi Marata）的作品中聚敛为一体，他把手画动漫和电脑图形程序结合起来。在《食锥体者》（Cone Eater）的一个画面上（见下图），田村利用了瑕疵、缺点和断了线的信号，放大了程序上的大小错误，使数码图像几乎难以辨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那种嘶嘶声，仍然像宇宙辐射一样在背景中隐约作响。

武石田村《食锥体者》中的静止画面，2004年，彩色视频动画，音频约4分钟，循环录制1 1AP，声音来自罗伯特·贝蒂，毛发警察乐队

与传统的绘画或雕塑等媒体相比，电子媒体相对无人探讨，但却通过电脑和万维网而展现出新的表现、生产和分配规模。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和平岁月夹杂着焦虑和困惑。核武器灭绝人性的幻影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迎来了美苏争霸的冷战。同时，欧洲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有时是和平的，但更多的是经过了血腥的斗争。

在历史的这些残垣断壁中，西欧人酝酿着一种新的对人类状况的解释：生命是不是没有终极的超验的意义？人类生存是荒诞的吗？甚至在相对没有遭受战争创伤的美国，和平繁荣也不能满足艺术家们对精神意义的渴求。

战后美国

到1950年，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为世界性经济大国，其消费产品和商标给这个世界打上了美国的印记。北美艺术家为回应影响越来越扩大的消费文化开始探讨内在真理和艺术纯洁。

比如，爵士乐目睹了纯即兴音乐在一种叫“比波普”（Bebop）的风格中的复兴。比波普比较杂乱和冒险的风格在萨克斯管演奏者查理•帕克，绰号“大鸟”（Charlie Parker）那里得到了完善。在诸如《小贝尼》（1947）和《布鲁姆狄多》（1950）等比波普经典中，帕克追寻的即兴演奏只保留了原始的和谐音调。

帕克对比波普爵士乐的探讨式独奏标志着战后时期爵士乐发展的方向。诸如帕克、约翰•柯川、迈尔斯•戴维斯及其后续坚持实验的音乐家们后来都把爵士乐局限于小规模的、有音乐知识的听众。但它也哺育了摇滚乐和节奏蓝调等极端流行的形式，这是大多数当代波普音乐的基础。

如在19世纪一样，物质主义关系到精神异化和空虚。诗人艾伦•金斯堡属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作家团体，史称“垮掉派”，是探讨无根性和无休止地寻求意义等主题的美国作家。在一首诗中，金斯堡描写了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超级市场上与19世纪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的鬼魂的相遇。金斯堡笔下的消费形象似乎在问：超级市场琳琅满目的货物是否掩盖了物质繁荣中的精神荒芜：

我看见你，瓦尔特•惠特曼，无子嗣孤独的守财奴，拨弄着冰箱里的肉，向卖菜的男孩挤眉弄眼。我听见你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谁砍下了猪排？香蕉的价格多少？你是我的天使吗？我在色彩鲜艳的罐头架子间进进出出，跟着你，想象中被商店的侦探盯了梢。我们并肩大步走进敞开的走廊,我们孤独的幻想品尝着洋蓟，拥有每一种冰冻的美味，从不路过收银台。我们去哪里，瓦尔特•惠特曼？一个小时后关门。今晚你的胡须指向何方？（我碰了碰你的书，梦见我们在市场的旅程，感到荒诞。）

电影《我不在那儿》剧照

“垮掉派”的追求把他们带到“路上”（垮掉派为一位作家的小说题名是《在路上》），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女性作家转向内在世界。人称“自白派”的这些作家们记录了她们个人生活的私密感受。她们的精神追求与她们对从属角色的抗议混合起来，这种从属角色往往是强加给她们的。

自白派诗人安妮•塞克斯顿使用女性性征和月经期等图画形象，这是男性诗人极少探讨的主题。另一位自白派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是自传体小说《钟形罩》（1963）的作者，书中描写了她对自杀的迷恋。普拉斯和塞克斯顿最终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探讨荒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恐怖和精神荒芜中，一种新哲学探讨了核时代人类自由和有意义行动的可能性。存在主义哲学寻求在一个本质上“荒诞”的、缺乏基本或终极意义的世界上采取行动。存在主义的英雄能够面对否定一切人类努力的一种环境，如同加缪的小说《瘟疫》（1947）中与淋巴传染病进行斗争的医生。面对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加缪的存在主义英雄只能尽享成功的片刻喜悦。

让-保尔•萨特是把思想付诸行动的一位存在主义者。与加缪一样，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位领导者，在纳粹占领的巴黎写作和上演他的第一部戏剧。战后，他与法国共产党关系密切，参与解放法国殖民地的运动，1964年出于政治原因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5月当巴黎的大学生和工人起义时，他们拥萨特为学生运动的思想之父。 萨特遵循自己为“行动的人”所做的规定，即个体的人要参与他所处时代的各种斗争。

让-保尔•萨特

萨特在文学作品中表达他那些复杂、有时相互矛盾的哲学立场。他最著名的戏剧是《禁闭》（1945），剧中三个人物是地狱中相互折磨的人。在一个颇具启示性的场面中，一个为过分虚荣而愧疚的女人发现在她的地狱那一端没有镜子。她必须靠同伴指点才能用唇膏，最后她绝望了，因为她自己的形象也必须通过别人来传达。人物的悲观结论归结为剧中的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狱。”

萨特的文学作品强化了他关于每一个人最终必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的教导。出于这个原因，萨特发现上帝的存在与人的自由是不相容的。与他之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一样，萨特认为即便上帝存在，那么人也仍然是绝对自由的。他写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起点。的确，一切事情都是可行的，如果上帝并不存在的话。结果，人是孤独的，因为无论在内部还是在外部，他都没有可以依附的东西。他无法开始原谅自己。

萨特与主张行动的存在主义女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关系密切。波伏娃是《第二性》（1947）的作者，这部书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把“女性”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来批评。她认为，当把女人当作本质上不同于男人的人来对待时，她们就被剥夺了生存的自由。她们作为人的价值是由男人并根据男人来决定的。

波伏娃常常描写关于限制男女自由和平等关系的障碍，包括她与萨特的终生关系。作为活动家，她把个人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关于存在主义和行动的研究著作《含混的伦理学》（1949）检验了在一个没有普遍规则或价值的世界上做出伦理选择的困难。

荒诞派戏剧

“荒诞派戏剧”拒绝使用现实主义手法或明显的政治信息，而用梦幻、荒诞喜剧和无意义的语言作为戏剧隐喻，来形容人类状况的空虚。最生动地以戏剧形式描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的戏剧家是爱尔兰人萨缪尔•贝克特，他剧中荒诞而可悲的人物都居住在希望渺茫和行动无助的一个荒原上。

他的戏剧没有任何装饰，只剩下基本的要素—相互依赖的一对儿人物，说着几乎没有交流的词语，做着荒诞夸张的闹剧般的事情。在回顾艺术家的生存境遇时，贝克特解释说：“没有什么要表达的，没有表达的工具，没有表达的对象，没有表达的权力，没有表达的欲望，也没有表达的义务。”

话剧《等待戈多》剧照

在贝克特的戏剧中，孤独和异化是使一切人类痛苦都相形见绌的病痛。在“悲喜剧”《等待戈多》（1952）中，流浪汉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多天来一直等待来自“戈多”（Godot）的一个命令，那将赋予其生命以目的性。这些人物无所事事—没有工作，没有爱情，没有时间感。

他们只与叫幸运儿和波卓的一对施虐和受虐狂相遇，是他们表达了该剧对人生的最苛刻的评论：“他们双腿叉开生出一个坟墓来，光闪了一下，瞬间就又变成了黑夜。”在该剧最后一场辛辣荒诞的戏中，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决定不在附近的树上上吊，因为谁都不想把对方孤独地留下。最好还是徒劳地一起等待戈多，也不要把对方抛给孤独。

存在主义英雄

在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中，一种存在主义英雄悄然出现，那些在压制性的或精神失常的官僚体制中寻找个人身份的人物。这种存在主义英雄的原型出现在拉尔夫•埃里森惊世骇俗的小说《看不见的人》（1952）中。埃里森讲述了一个年轻黑人，与白人所主导的世界相遇的故事，其中包括他家乡的种族主义公民领袖，虚伪的大学校长和只想利用他的才能的一个政党。

《看不见的人》是存在主义的成长小说（教育小说），这是18世纪就已确立的一种小说形式。主要人物（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努力抗争以发现自己的身份，而这个荒诞的世界却透过定型的面具来看待他。叙述者说他的不可见性不仅仅是他肤色的结果。那是眼睛的一种状态，其他人就是透过这些眼睛来看待他的。如叙述者在小说序言中所说，当其他人“走近我时，他们只看到我周围的环境，他们自己，或他们想象的虚构事件—实际上，他们看到的是除我之外的任何事情。”

《午夜巴黎》中的欧文·威尔森的电影画面，2011年，美国导演伍迪·艾伦编剧和执导厄内斯特·海明威问：“如果你怕死，你就永远不会成为大作家。你怕死吗？”吉尔回答说：“是的。我怕死。应该说那是我最大的恐惧。”

在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22条军规》（1961）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人类荒诞生存的象征。海勒描写了轰炸机机长尤萨林要逃离患狂想症的指挥官的徒劳努力。尤萨林希望通过装疯来拯救自己，但却陷入了“第22条军规”设定的不可能实现的环境：一个飞行员“如果想要飞行更多的任务，那就是疯子，如果不想那就是清醒，但是如果他清醒，他就必须飞行。如果他飞行，他就是疯子，不必非得飞行；但如果他不飞，他就是清醒的，而且必须飞。”

与贝克特和埃里森一样，海勒运用反讽和机智揭露了尤萨林世界的疯癫。然而，在这出喜剧之下，是无意义人生痛苦的无法忍受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