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幸福往事（知青往事我的路第二章）

第二天大队把我们八个分成两个组，三名男生带上队里给准备的蒙古包坐牛车去了秀英乖浩特，我们五名女生坐牛车去了浩日劳乖浩特。“浩特”相当于牧业小组，牧业小组的名字都以组长也就是浩特长的名字命名，秀英和浩日劳都是浩特长的名字，这是对老人的尊称。从此我成了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查干淖尔公社查干淖尔大队浩日劳乖浩特的一名草原新牧民。

《我的路》第二章草原我的青春

作者：连福兰

第二章草原我的青春

8月7日，这个在大部分人生活中很平常的一个日子，对于我来说却永远难忘。1968年的这一天，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父母，离开了我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首都北京，一个人来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那一年，我17岁。

1968年8月7日，我们知青乘坐的专列，从北京站出发，途经集宁到赛汉塔拉。我们下了火车，眼前已经是与北京大不相同的另一幅景象了，这里非常明显的就是人少车少，天气也很凉快。我们被安排住在了一个大礼堂里，女同学住在台上，男同学都住在了台下的椅子上，用的都是自己从北京带来的行李。第二天来了很多大解放车，带队的点名指挥我们带上行李，上了各自的车（车是按照旗县分的），草原上没有公路，就是车辆自然轧出的车辙，称为“草原路”。司机们在“草原路”上把车开得飞快，好像是在赛车，把我们颠得都晕车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那么快，因为有的知青答应司机，跑第一给大的领袖像章，可把我们颠坏了，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是土，成了个土人儿。

傍晚来到一个小地方阿巴嘎旗，在内蒙“旗”相当于内地的“县”，阿巴嘎旗政府所在地是一个名叫新浩特镇的县城。车停下后，我们看到一个挺大的广场上摆了很多白颜色园园的东西，一打听才知道是给我们住的蒙古包。我们很好奇地来到自己住的包里，包门很低，需要弓着身才能进到里面，走到中间才能直起身，包里地上铺了木板，包顶是圆形的木框天窗叫“陶淖”，周边是两三米长的木棍支柱叫“乌尼干”，周围也是用木棍儿编扎成菱形小块儿的栅栏叫“哈纳”墙，外面用羊毛毡裹起来，进出的门是木制的，高有一米多，宽有二尺左右，上方还配有一个小窗户，非常有特色。第一次住蒙古包，我们都感到非常好奇和兴奋。

晚上开饭的时候更感到温暖，用大盆盛来的饭菜闻着特别香，一看才知道也是按照我们的口味儿特意做的，我们敞开肚子这通儿猛吃，好像这不花钱饭菜明天就吃不着了似的。第二天接我们的车还没来，我们就去逛街玩儿，地方小一会儿就逛完了，天气特别好，比北京凉快多了，白天还可以，晚上就觉得挺凉的了，必须加厚衣服。第三天我们又乘上大解放车一路奔波，大概有四五个小时来到查干淖尔公社，“公社”相当于“乡”，“查干淖尔”就是白色的湖的意思，虽然是乡级建制，但没有多少人，这里原来是一座旧庙宇，叫昌图庙，现在被拆得没有几间房子。那时候没有招待所，我们来的人又多，都住到大庙里，各学校来的人数不等，全公社好像从北京来了有一百四十多人，我们学校来了八名同学，我们八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查干淖尔大队，那时“大队”相当于“村”。

1968年8月14日，我们大队派四套马的马车（四套马的马车是：中间一匹驾辕的马，前面三匹套长绳的马，在北京从来没见过。）接我们到大队，那是我第一次坐马车。在去大队的路上，望着那无际的草原，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洒在半山腰的一大片珍珠似的羊群，真好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远远的望见有几间房子，还有很多人，车老板儿说那儿就是大队部，到了队部暂时就住在那儿。我们学校来了三名男生五名女生，由于我们在校时是男女生分班的，因此和三名男生都不认识，互相之间没话说，都很拘束。那天有很多牧民老乡到大队部欢迎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青年们，七嘴八舌指指点点，由于听不懂蒙语，所以也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

从北京出发时一个专列的学生，估计怎么也有几千人，光我们学校就有六十多人。进入内蒙境内后，一路走一路“丢”，西苏旗和东苏旗留下多少不知道，到了阿旗好像还有五六百人，到我们查干淖尔公社一百四十多人，到查干淖尔大队只有我们学校的八个人，再到浩特就剩下我们五个女生。一开始还真感到有些凄凉。

我们来到浩特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搭起大队为我们准备的全新的蒙古包，我们不会搭包，只能帮助牧民递东西，包都是牧民帮助搭好的。因为在牧区，晚上都是睡在蒙古包的地上，队里怕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受不了地上的寒气，在包里还专门为我们特制了“木地板”，每人发了一块儿单人床那么大的羊毛条毡，据说挺隔潮的，在条毡上铺上从北京带来的行李就解决了睡觉的问题。

晚上点的是煤油灯，做饭用的锅碗瓢盆队里也为我们备齐了，牧民在蒙古包进门儿的右侧地下挖坑和泥帮我们盘起炉灶，炉灶不用土坯和砖，就地挖坑加水和泥，用手将泥砌成圆形的矮墙，上面放上锅，就是锅灶，很独特，还给我们送来了干牛粪，用来燃火。牛粪是牧区常用的燃料，装牛粪用的是白铁皮做的长方形箱子，特讲究！牧民为我们升起了第一灶炉火，牛粪火可旺了，什么味儿也没有，比北京的煤球炉子好着多了。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学生开始了真正的牧民生活。来到牧区首先就是要适应草原的生活，我们学会了喝奶茶、烧奶茶、吃奶食、吃羊肉。

刚到牧区，牧民们就为我们杀羊，煮手把肉款待我们。所谓“手把肉”就是把带肉的羊骨头放在凉水中煮，调料只是一把盐和一些葱，煮熟后用手抓着羊骨头吃，可以依赖的工具就是一把蒙古刀。一开始我们都很不习惯，觉得羊肉膻味儿太大，又没有调料，除了肉味儿就是咸味儿，慢慢的就都习惯了，甚至几天吃不上手把肉就好象少了什么东西似的。

蒙古族牧民杀羊很特别，他们拿非常锋利的尖刀在羊肚子上切开一个三到四寸的小口儿，把手顺着羊肚子伸到羊的后腰位置拽断主动脉，让血都流到胸腔里。主动脉拽断后，羊死得特别快，然后扒皮掏出内脏，用勺子把血取出放到盆里，切点儿葱加些盐、面和水拌拌，把羊肠子取出找到头儿灌点儿水，切一小块儿肺装到细肠儿里开始灌拌好的血，从另一个头先出来的是羊屎——水——肺——血，一会儿，带有牧区特色的羊血盘肠儿就做好了。由于特别好奇，所以我看得也认真，等煮熟了吃的时候，还真下了半天决心，总觉得没洗干净不敢吃，牧民们先吃了我们才敢吃，别说还真香，在城里是吃不上的。

由于语言不通，到了牧区我们就成了聋子哑巴，幸好我们去的浩特有一个从内地来的汉族老大爷一直给我们当翻译。这位汉族老大爷是三年自然灾害时逃荒跑来的河南人，说话口音也很重，凑合着还能听懂。

牧民对我们知青的名字叫不习惯，就根据我们各自的特点给每个人起了蒙古名字，我叫温都尔额木和太思和腾（意思是高个儿女知青）。

由于浩特没有水井，牧民们套牛车拉上木制的水缸去很远的地方拉水，我们没有水车就用牧民拉来的水，因为我们暂时还没有忘掉城里人的习惯，老洗东西太浪费水，根本就不懂得节约用水，牧民生气了，没水也不给拉。没办法只好自己去套牛车拉水。由于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样的牛是套车的，就找了一头比较老实的牛去套车，牧民老乡看见后着急得直嚷嚷，我们也听不懂，牧民指着牛的奶膀子，我们才知道这是一头母牛不能套车。好不容易找到套车的键牛套上车，拉着牛走了好长时间才到井跟前，井倒不深，井口边有一个帆布做的提水桶，挺破的，底下还有几个小洞，提起来的水差不多能漏掉三分之一，于是我们就提水往台篓（木制的水缸，还是牧民家的，我们知青没有。）里倒，提了好一阵子才装满台篓，等回到浩特时天已经黑了。有了这一次的拉水经历，我们知道牧民拉水也很不容易，所以用水也知道节约了。

生活基本上安顿好以后，我们五个女生就自己做饭吃。记得有一次闹了个笑话，听说在牧区炒米非常好吃，是外出必带的食品，所以我们也打算自己加工一些炒米。我们在队里给我们准备的粮食里没有找到能直接吃的米，就把小米倒进锅里炒，炒熟了一吃特别的硬，非常难嚼，也不那么好吃。后来才得知，炒米是牧区一种特制的食品，是用糜子米炒熟制成的，粒儿比小米大，吃起来即酥又香，根本不是用小米炒熟的。

北京来的牧羊女

大队发给我们每人一套骑马的工具，有马鞍子、马嚼子、马绊子，还有每人两匹马，一匹干活用，一匹放到马群里，隔个把月换着骑。我的两匹马都有名字，一匹叫淖高矛缕（灰褐色的马），一匹叫达木丁斯荣卡特勒（驯马人的名字）。说起骑马我们也受了不少罪，刚学时由于害怕，死死地坐在马鞍上，屁股和小腿内侧都磨破了，每天都不能坐着，只能跪着或躺着，穿上马靴后小腿内侧才算没有再被磨破。仗着年轻，我们没用几天功夫就基本上掌握了要领，算是学会了。

浩特给我们五名女知青分配的工作是放一群羊，那个汉人老大爷“下羊夜”，也就是晚上看着羊不叫它们跑了，不要叫狼吃掉。当时是工分制，放一天羊八分，分值一角四分，一天挣一块一毛二，一个月平均每人才挣六块多钱，根本养活不了自己，而且是年终结算，这些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大队每月借给我们女知青十块钱作为生活费。开始时对工作和地理环境不熟，两三个人一起放羊，后来熟悉之后一个人就可以放了，别的人又没什么可干的，语言不通，和牧民们又交谈不了，学什么都很困难，使我们陷入了暂时的困境。

快到冬天的时候，大队为我们准备了羊皮袄、毡靴、皮帽子，都是白茬儿的没有吊面儿，我们自己去公社买了几尺绸子做了腰带，就算准备好了过冬的衣物。由于五个女知青在一起没有多少活儿，根本就挣不够养活自己的生活费，于是我和另外一名知青带上队里为我们准备当仓库用的柳条编的“崩克”，（形状和蒙古包差不多，就是很小，我们俩住是没问题）去了别的浩特找活儿干。

我们俩来到大队北边旺庆加布浩特，人家浩特原来放羊放牛的人都有，我们俩还是没什么可干的，就听浩特长的分配干些零活。记得有一天，浩特长让我们俩跟着其他人赶牛车去邻队沙窝子里割柳条子，我们俩就去了，到沙窝子里一看到处都是柳条林，拿起带去的工具开始砍，一开始还挺有劲儿，没多长时间就干不动了，男同志比我们俩就痛快多了，一会儿就砍了很多，大家一起装车，满满的装了四五车，用绳子刹好车往回走，很晚才到家。这一天是我们到牧区插队干活最累的一次。到了晚上睡觉是我们俩最头疼的，虽然当时牧区很安全，但对于我们两个小女生来说还是觉得不太放心，一到晚上就害怕，我们俩把崩克的门用绳子拴的牢牢的，枕边放上菜刀才敢睡觉。

渐渐的语言不通成了我们草原生活的最大障碍，要想生存就必须先学会说蒙语，学会做牧业活，挣够能养活自己的钱。于是我选择了去牧民家干活儿居住，也就是插包儿，尽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1968年11月左右，同我一起打零工的知青的妈妈来把她接回了北京。1969年1月我就去了巴塔浩特放羊，巴塔是大队的会计，当时被打成“内人党”，抓到大队部接受审查，他爱人额仁钦刚生孩子七天，家中正好无人照顾，所以我的到来对他们也是一个帮助。白天我去放羊，放一天羊，晚上才回来帮助做一些家务。

到巴塔家后，我跟着牧民学习做牧业活。最先学会的是捡牛粪，别看捡牛粪听着挺简单，干好了还真挺不容易。牧民背着柳条子编的粪篓，手拿着带杈儿的柳条制作的粪叉子捡牛粪，我也学她们的样子背着粪篓去草原上捡牛粪，可用粪叉叉起牛粪后怎么也扔不到背着的粪篓里去，练了好长时间才算学会。捡来的牛粪堆在离住处不远的小山包上，堆成四四方方齐齐整整的牛粪垛，远看非常整齐。其次是起羊粪砖，冬天羊群卧的羊圈里的粪便被羊踩得很瓷实，夏天羊群走场以后，我们就将压粢的羊粪用铁锨切成方形块儿起出垛成墙，做燃料。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起羊粪砖，可我的腿没有劲儿，也不会用铁锨，起出的都是薄片儿，一拿就碎了。羊粪砖晒干就是牧民们自制的块儿煤，点着了不冒黑烟，火劲儿不次于煤，真是又经济又环保的燃料。

牧民家都是两顿饭，我早上喝奶茶吃点儿奶食和手抓肉，然后就出去放羊，一走就是一天，天黑前到家帮女主人额仁钦将该干的活儿干完以后，才能吃晚饭。牧民家的晚饭可简单了，多数是面条儿，他们做的面条特别好吃，把和好的面擀成片儿晾到被垛上，再切些大块儿的羊肉和葱一起放到锅里煮汤，也没有什么菜，煮一会儿再把晾好的面切成条儿放到锅里，这样做的面条儿不乱汤而且很好吃。开始不习惯牧民的两顿饭，中午经常饿得我拔野菜吃，草原上能现拔现吃的野菜主要是沙葱和野韭菜。野菜虽能解饿，但生吃舌头是绿色的，晚上回家的时候羊群一叫伸出一片绿舌头，我一说话也伸出一个绿舌头。

晚饭后我就帮额仁钦哄孩子，并向她学习蒙语，额仁钦不会汉话，我就以家里的东西为目标，我教她汉话，她教我蒙话，比如：吃饭用的碗，蒙语叫“阿依格”还叫“夏增”，“锅”蒙语叫“陶高”，蒙古包的顶子叫“陶淖”等等，计划每天要求自己学会五个单词，标上拼音做好笔记。在第二天放羊时练习发音，就这样日复一日，使我很快掌握了日常生活用语，能够与牧民进行简单的对话，我的特点就是不管说的标准不标准，敢说，也常常因为发音不准或者弄错意思闹出笑话。

在我们刚来大队不久，一位蒙汉兼通的年轻干部到我们队下乡，我急于想学几句用得上的蒙语，就让他教我，他带着一种奇怪的笑教了我一句：塔赛诺！塔奈格里马哈白努，比马哈依德杜勒太。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就是问好的话，能保证你到谁家也饿不着。于是我就把这句话牢记于心，到牧民家就说这句蒙语，等我说完，他们家的人就忙活起来，把肉拿来放到锅里，点火开始煮肉，看到他们这么一忙活我可奇怪了，赶紧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说，你刚才问我们家有肉没有，你最爱吃肉。我一下明白了，原来那句蒙语的意思是“您好！你们家有肉吗？我就爱吃肉”，那个年轻干部教了我一句要饭的话，搞得我哭笑不得，今后可不能再说了。

转眼来到牧民家时间不短了，每天和额仁钦家的三代人住在一起生活很不方便，每晚和衣就睡，根本没有换洗衣服的机会，也很少洗脸洗头，没多长时间身上就长了很多虱子，有一天痒痒得实在不行了，就跑到知青的包儿里换衣服，脱下来一看，衬衣衬裤的虱子虮子多极了，连毛背心的窟窿里都钻满了肥肥胖胖的“自留畜”，没办法只好烧掉了。头上也长了虱子，只好把梳的两个小辫儿也剪掉了。当时要完全适应牧民生活还是很难的，但额仁钦大姐爽快的性格和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及姐妹般的情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巴塔家的这段经历为我以后在牧区工作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巴塔浩特还有一家是河北省阳原县的汉人，男主人在浩特放羊或下夜，女主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随男主人就叫她嫂子，我一有空儿就到他们家串门儿，和嫂子学做针线活儿，去吃牧民家吃不着的饭菜，还学会了他们说的河北省阳原县的汉话，关系处得很好。突然有一天，他们的孩子来叫我，说她妈妈病了，她爸爸不在家，让我去看看，我赶紧跑到他们家，一看傻了眼，嫂子的眼睛红红的，正叨叨呱呱说有人来找她了，俄怀怀花儿去呀（我赶紧去呀），可就是站不起来，她说的那个人是我们没来之前在运动中被整死的人，我听了以后也很害怕，挺瘆得慌。

正在没办法的时候，又来了一个汉人，他一看就说中邪了，赶紧用小米儿掺凉水喷她，喷了几口以后嫂子就说我走呀，走到门口脚没迈出门槛儿就摔了出去，一下她就清醒了，看到满脸满身的小米儿，还问这是干啥呢，说着她就笑了，我们悬着的心也就落了下来。后来听说汉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中邪就是跟上“鬼”了，小米掺凉水是一种驱邪的办法。

对这些我也弄不懂。从那以后，嫂子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他们决定回河北老家看病，孩子多又没钱，没办法带孩子们一起走，让我帮忙照顾他们的四个孩子，当时为了让他们放心的走，我很爽快的答应了，可心里也没底，他们最小的女儿才五岁，可当时又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撑着。那时候羊开始下羔子了，浩特又给我换成了下羊夜的活儿，白天有充足的时间照顾他们，为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可花了一番苦心。大约过了有一个多月他们两口子高高兴兴的回来了，嫂子的病好了，脸色比以前也好了许多，看到我为他们把家和孩子们照顾得挺好，就更高兴了。

眼看着我们来到牧区的第一个春节就要到了，巴塔家忙着炸果子冻包子饺子，我也跟着忙。牧民们炸的果子比北京卖得点心还好吃，而且没有任何香料和添加剂，他们用做奶豆腐剩下的酸奶汤加上白糖、红糖、苏打、黄油和面，面和得挺硬的，做成约一寸多厚的长方形，在长方形的面上切三刀，再交叉着一翻，就变成了一个好看的果子，像个蝴蝶结，放到油锅里炸，炸成淡黄色，既好吃又好看。还包很多死面羊肉馅儿包子、饺子，放到外面蒙古包顶上冻，等冻实了以后装到缸里收起来。到了大年初一的早上，天还黑着呢，牧民们穿上漂亮的蒙古袍就开始拜年了，我们也和牧民们一起骑上马到各家去拜年。我看到牧民们穿着漂亮的蒙古袍，心想我什么时候也能穿上蒙古袍就好了，非常羡慕他们。

我们每到了一家问候的语言几乎都一样，首先是蒙古调的汉话：然后是蒙语：赛诺！赛新尼勒布（你好，过年好！），大家围着蒙古包中间的小方桌坐下喝茶吃包子，主人把数量有限的白酒倒上，那些爱喝酒的人毫不客气地喝起来，好吃的也都搬上了桌。到谁家都是一样，倒的茶一定要喝，每家的包子也一定要吃，哪怕只吃一个都行，就这样，一天把整个大队的所有人家都转完，到了天黑的时候爱喝酒的都成了酒仙儿，骑在马上摇摇晃晃地唱着歌儿，谁也不知道他们唱的什么，他们还不着急回自己家，等到实在走不动了就睡在别人家。蒙古族牧民都特别好客，很热情。就这样，一直到正月十五都在过年。我也跟着他们一起高兴，每天都吃好吃的包子炸果子，像个爱吃爱玩的孩子，我来到牧区的第一个春节就这样高高兴兴度过了，还真的一点儿也没想家。

转眼春天来了，天渐渐暖了。有一天，大队部门前集合很多人，马群也都赶来了，原来一年一度的打马鬃开始了。打马鬃，实际上不仅仅是剪马鬃，还要给“达嘎”（二岁马）打烙印，给“乌热”（三岁公马）骟蛋，牧民套马抓马，非常热闹。我也去凑热闹，看到马倌儿套住半大的马，用烧热的铁印（马的记号）往马屁股上烙，冒起一股烟，烙上印就是我们大队的马。还把马鬃长了的马抓住，剪得短短的。把没有骟蛋的公马抓住骟蛋。

这三样工作我只能帮助剪马鬃，还要老实马才行，剪马鬃的时候我发现马鬃上吸着很多草爬子（一种吸血的寄生虫），剪刀剪到它们还流很多血，挺可怕的。整整忙活了一天，参加劳动的人晚上都集合到队部吃公饭，有用直径一米多的大铁锅煮好的羊肉、还有一大锅用黄油焖熟的小米饭。大家都抢着吃，可热闹了。晚上回到巴塔家只觉得头顶有些痒痒，随手挠了几下，发现有个硬东西就把它捏了下来，手指上都是血，一看是个没有嘴的草爬子，这下可完了，草爬子的嘴留到了头皮里，抠也抠不出来了。

听老乡们讲，被草爬子咬了用烟头烧它，它自己就退出来了，可我当时也不知道是草爬子趴在头皮上了呀。过了几天头皮就发炎了，还化了脓，在牧区也没有药，就用了老乡讲的土办法，每天早晨起床没刷牙前，用手指粘上口水抹到伤口上，别说这个办法还真灵，没过多长时间伤口就好了，可头顶上留下了伤疤。如果让蚊子咬了用这个办法也是很有效的，这些土办法在当时缺医少药的乡下还真是灵丹妙药呢！

有一次我到大队部去看在那儿住的几名知青，她们说要去公社买东西，正好我也想去公社看看就和她们一起套上牛车去了公社，等办完事天都快黑了，在公社又没有认识人，没地方住，只好往回赶，顺着路走，好不容易看到了在不远的地方有光亮，可怎么走也走不到，整整走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在不远的地方看到大队部。后来听别人说那是磷火，也就是俗话说的“鬼火”。就是这可恶的“鬼火”，让我们走了一宿的冤枉路。

1969年7月草原上的青草已经长得挺高了，羊也好放了，活儿不多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想回趟北京，就去和队长请假，他很痛快地批准了，让我们每人去大队找会计借钱，当时大队每月借给我们10元生活费，都没有积蓄，只好向大队借了150元路费，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那么多钱，高兴的第二天骑马到公社找秘书开介绍信，公社秘书就是四年以后和我结成终生伴侣的苏德思勤，那时候我们不认识，他好像可牛气了，见了我们也不说话，慢慢腾腾的给我们开好了介绍信，我们才回大队准备东西。我们大队的一位年轻人陪我们骑马到离大队不远的洪格尔军马场，他再把马牵回大队。我们从军马场可以搭上汽车去赛汉塔拉，到了赛汉塔拉就可以乘火车了。我们当天就到了赛汉塔拉，住在了洪格尔军马场在赛汗塔拉的常驻机构，次日下午上火车到集宁，在火车站蹲了半宿，才算上了直达北京的列车，第三天下午才到北京站。

去公社开介绍信时我顺便给家里拍了电报，告诉他们我大概到京的时间。妈妈和弟弟接到电报后就去北京站接我，可我下了火车就着急往出站口跑，出了站也没往后瞧，在站外找了一圈，没找着妈妈，我还以为她们没来接我呢，就坐公共汽车直接回家了。到家家门锁着呢，等了半天妈妈她们才回来，妈妈一看见我就和弟弟说：“在咱们前面跑的那姑娘就是她，从背后看没认出来也没敢叫”。

那时候我一直在放羊，脸晒得特黑，剪短了头发的头上还戴了一顶军帽，草原上的牛羊肉把我养得胖胖的，个子又高又壮，猛一看像小伙子，妈妈没想到一年没见女儿就胖了那么多，变化太大了。我从北京出来时一米七一的个儿，挺瘦的，体重才一百零五斤，这次到北京上称一称体重一百四十斤，真没想到! 妈妈说这是在家里，如果在外边肯定不敢认我，胖得都变形儿了。回到家，先好好打扫身上的卫生。在牧区一年的时间里没洗过澡，头发也很少洗，长了很多虱子，虱子的繁殖能力极强，白花花虮子满头都是，妈妈就用醋给我洗头先不用水冲，用毛巾包住头熏一会儿虱子就死了。

这次回京探亲，心情特别好。六十年代末的北京没那么多人，天气也很好，感觉不错，又是和同学聚会又是串亲戚，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回北京一趟很不容易，我就打算过了国庆节再返回内蒙。

从草原来的黑胖丫头

回京探亲，还有一段小插曲。那时对户口的管理非常严格，我一回北京，妈妈就到街道为我上了临时户口。晚上街道查夜，说是建国二十周年大庆，怕治安不好要对外来人口进行盘查。第一次查夜时妈妈拿出户口本儿和公社开的介绍信接受他们的检查，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走了。可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又来了，让我很来气。本来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很累，晚上吃完晚饭和我聊聊天儿，听我给他们讲插队的故事睡得就晚，刚睡着他们就来捣乱，而且是天天来能不气吗！第三天晚上我忍无可忍，对他们发了火：“你们可看清楚了，我是响应号召到内蒙插队的知青，不是蒙修特务，天天半夜三更来捣乱，你们这样觉得有意思吗？太让我们伤心了”。这几句话还真管事儿，从那以后再也没来查过夜，现在想起来，闹不好还真把我怀疑成什么人了呢！

那年我在北京过完国庆节，就又坐了三天的车回到了大队。回大队没多久，十月中旬的一天，大队四套马的马车要去公社，车老板儿是个汉人，语言能说通，我们几个知青也跟车去公社玩儿。那时候到一趟公社就好像进了城，公社有商店、有邮局，要是住下来碰巧了还能看上电影，我们几个高高兴兴的坐上了马车，可大车刚出大队部，不知为什么马就惊了，狂奔起来，车老板儿怎么也拽不住，我们几个坐在车上不知所措，飞奔的马车眼看着快要到大队部儿拴马用的马桩子跟前了，我猛地一低头两个马桩子中间拴马的一号儿铁丝儿擦着我的头皮过去了，好险哪！等我们回过神儿的时候，马车已经被人拦住，车老板儿不见了，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奄奄一息，他是在马车飞奔时拽不住马掉下去的，车轱辘从他的脑袋上轧了过去，头已经是扁的了，但还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由于当时队里没有大夫，只好送公社抢救，在去公社的途中就没气了。

那一天就好像是中了邪，那么老实的四匹马怎么会惊了呢！尤其是那匹白色的辕马特别老实，以前只要是车老板儿一发出“吁”的指令，它的四条腿直直地向前滑行，根本不迈步，大车马上就能停下。那天真危险，我们几个没有伤着就算万幸了。因为这件事，车老板儿的老伴儿和孩子们跟我们还闹了一些小别扭，硬说是我们几个知青非要去公社才出的事儿，我们几个里有个“方主”货（意思是“克星”），要不然人死不了。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如果出事儿的是我们，“克星”又是谁呢？

1969年秋天战备挺紧的，据说苏联要侵略中国，来的路线是从外蒙也就是蒙古国进来，路过我们这里，大队的汉人害怕得不得行了，几乎都跑回了河北省老家，终究内蒙不是他们的家乡，他们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跑到这儿草原的，为的是填饱肚子的，根本就没有保卫它的意识，可当地的牧民和他们比起来有着根本的区别，照样高高兴兴的工作生活着，他们才是草原真正的主人。

我们和大队家庭出身好的年轻人都被列为战备民兵，为了保家卫国，加强民兵训练。每名民兵还分配两匹马，一匹为训练马，一匹为战备马，战备马不能随便骑，还配备了7.62步枪和100发子弹。我们每天都背着子弹和枪，从不离身。一有空闲时间就搞民兵训练是经常的事儿，经常半夜三更连人带马拉到山上备战，还搞演习骑马射击、越沟越障碍、赛马，我参加训练的积极性很高，训练成绩也很不错。那一年我才刚满18岁，战备那么紧，可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一个心思地想和牧民们一起为国家尽点儿力，这辈子也不白活。

1969年冬天下雪以后，大队分配给我一匹放羊的骆驼，我不会骑，牧民就非常耐心的教我，帮我套好鞍子。骆驼的鼻子上插着一根小木栓叫鼻勒，鼻勒上拴着一根皮条缰绳，手拽着皮条缰绳嘴里还不停的说“嗖格、嗖格”，骆驼就会卧下，等我骑上两腿一夹它就起来了，刚开始有些害怕不敢让它跑，老拉着缰绳抱着驼峰，慢慢的走，过了几天才学会。有一次我和一牧民骑骆驼去公社买粮食，回来晚了，路上碰到骆驼群有儿骆驼（就是公骆驼），那时的儿骆驼正是发情期，有时发疯了见人就追，一但人被它追上，它就会咬人，甚至会把人压到身下不起来，很危险！幸亏那位牧民以前是放骆驼的，知道儿骆驼的脾气，他老人家使劲儿甩着鞭子，嘴里不停的喊“嗨、嗨”，好不容易赶走了儿骆驼，我们才平安返回驻地。

记得有一天，我和平常一样赶着羊群骑骆驼去放羊，一路上唱着歌儿，自由自在地走着，到了下坡儿的地方没注意，骆驼一个蹶子把我尥下来摔晕了过去，当我被冻醒的时候，羊群和骆驼已经跑得很远了，荒郊野外没有一个人，自己只好爬起来去追赶羊群。由于是冬天，穿的是白茬儿皮袄毡疙瘩（毡靴），走起路来很笨，特别像北极熊，等我找到羊群的时候天都快黑了，出了一身的汗，衣服里的“自留畜”——虱子，活跃了起来，穿的衣服那么厚，挠又挠不着，真是难受极了，眼看天快黑了，我急着追赶羊群，渐渐的也忘了痒痒的事儿了。

幸亏那天没刮风，羊群跑得不远，等我追上羊群，把他们赶回到浩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当牧民问我怎么回事儿时，我没敢告诉他们，怕他们以后为我担心，只是说今天走得远了点儿。放羊这活虽然不累，但必须负责任，老得跟着，要不然就会和别人家的羊掺群或丢失，如果碰到狼出没的地方还会咬死羊，那麻烦事儿就大了，我放羊的时候特别注意，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1970年2月份开始接羔，浩特让我下羊夜。初春的草原还是非常寒冷的，因为羊羔生下来身上的毛儿不多，所以晚上下的羊羔必须马上抱进暖和的羔棚，如果抱晚了就会被冻死。当时我对牧业活儿还没有完全入门儿，一般人看羊群里的羊一个个都长的差不多，可牧民就能分清哪头羊羔是哪头母羊的，我虽然放羊时间不短了，可认羊的本领还是很差。把羊羔抱进羔棚没问题，可我第二天总找不着母羊，不知道是哪个下的，到了喂奶时给牧民添了不少麻烦。本领不行，咱想办法，我找来硬纸壳剪成小方块儿写上号，只要母羊下了羔儿，就把同样的两个号用线拴在母羊和羊羔的身上，这样就好了许多，但有时由于号拴得不结实，第二天丢了，还要找半天。

人有像我这么糊涂的，下了羔的母羊也有糊涂的，因为羊羔一生下来就被抱走，有的母羊就不认自己的羊羔，不让羊羔吃奶，吃不到奶的羊羔饿得“咩——咩——”叫。牧民就抓住母羊给它唱劝奶歌儿，歌词没有什么含义，发音就是“台依格-----台依格-----”，主旋律基本相同，但也根据歌唱者以及时间地点不同随意变化着音调，这首只有一句话的歌在草原上已经流传了很久，非常好听，唱着唱着，母羊就动情了，有的还会掉下眼泪，歌声唤回了母爱，不一会儿母羊就老老实实的让羊羔吃奶了，而且再也不会抛弃羔羊，这种独特的歌声每天都会在初春的草原上回荡，可我就是没学会。

有一天后半夜下了只山羊羔，当时已经是后半夜，我把羊羔抱进羔棚蹲在羔棚边儿上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腿麻得站不起来，头巾和腰带头儿都让羊羔吃湿了，再一看抱进来的山羊羔一动也不动，心想完了，一定是死了，在我看着羊羔发呆的时候，牧民们已经起来奶羔子了，看见我在发愣，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有一个好事儿的牧民还说，可能死了以后才抱进羔棚的，我当时无话可说，只觉得委屈，错误已经犯下了，只好老老实实的听从他数落。在接羔的季节放羊、下羊夜都不是容易干的活儿，白天出去放羊不能走远，随时带着一个用薄毡子做的大口袋，把刚下的羊羔装到里面及时送回浩特。

偶尔碰上难产的还要当助产士，为母羊接生，我在和羊打交道的时候可没少当接生员。每次看到我亲手接的羊羔被母羊舔干净身上的胎液站起来的时候，心里都有一种特殊的喜悦。记得刚开始下羊夜的时候就怕没有月亮，外面伸手不见五指还真有些害怕，拿手电筒照着前面，头却往后瞧，总怕身后有动静。有一天，外面的狗叫唤得很厉害，我拿电筒出了羔棚，站在门口往远处一照，看见远处有一双红色的眼睛，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看来野狼光顾了我们浩特，当时也顾不上害怕了，撒腿就往目标奔去，边跑边喊，狗也借着人气叫得更厉害了，一会儿目标就消失在夜幕中，这一夜我都没敢进屋，在羊圈边儿上转悠了一夜。那一夜给我的感觉好像时间停留在了漆黑的夜幕里，是那么的漫长。从那以后，每天晚上我都特别谨慎，尽量保护好羊群，不让它们受到任何伤害。

1970年5月，我正在参加民兵训练，午间休息时，通讯员叫我去大队部，说有紧急任务，我以为真有紧急任务呢，一本正经的骑马往大队部儿奔去，离大队部儿不远的时候，看到两个人站在那儿，跑近一看是妈妈和姐姐，我一下子从马上跳了下来，妈妈赶紧来扶我，怕我摔着，嘴里还不停的叨咕着，慢着慢着别着急小心摔着，其实没事，妈妈以为我还是从前的那个城里姑娘呢。她老人家在北京城里可没见过这样的姑娘。

这是妈妈第一次来草原，她见我穿的衣服脏兮兮的，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野丫头似的，直掉眼泪。民兵连长特批了我半天假，我领着妈妈和姐姐住到了知青的蒙古包，妈妈背来了一些大米和我爱吃的东西，吃大米饭是我到草原后最梦想的，那时牧区根本没有大米，妈妈和姐姐来了以后没有菜，我带着妈妈去采野菜“库姆利”（野沙葱）。没有烧的干牛粪，就在白天放羊时拣回来，妈妈对我们的生活很不习惯，没办法也只好忍着。当时我虽然已经基本适应了牧区的生活，可我的生活还是让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城市的妈妈很难接受。

当时我们基本还是采用走场的牧业方式，一般走冬、夏两个场，牧民们称为冬营盘和夏营盘。春天，离开冬天有蓬圈的冬营盘，到夏营盘，此时夏营盘因从秋天到冬天近半年没有牲畜逗留，因此牧草较好，秋天，再离开夏营盘迁徙到冬营盘，此时冬营盘的草场也经过两季的保护，能够满足牲畜过冬的需要。

妈妈和姐姐来时我们正好在夏营盘，夏营盘没有羊圈，晚上要下羊夜，实际上下羊夜的是另外一个知青，可她有时晚上睡得醒不来，没办法只好我出去好几次看羊，根本睡不好觉。晚上睡不好，我就借白天放羊时抽空在野地里睡一会儿。有一次妈妈去找我，只看到羊群找不到我，着急了，使劲儿的喊也听不到回应，在羊群边儿找了半天，才在一个沙坑里找到我，我在沙坑里美美地睡觉呢，没听见妈妈的喊声，妈妈说还以为我让狼吃了呢？我和妈妈开玩笑说：“真要狼来了，有那么多羊不吃吃我干嘛? 我的肉可没羊肉好吃”。

还有一次我们战备民兵练习骑马越沟越障碍，我背着步枪和子弹袋，子弹袋里装有100发子弹，全副武装地骑上战马，随着一声口令，毫无顾忌地飞奔而去，当战马刚到沟边儿的时候，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马突然躲了一下，毫无准备的我就掉到了一米多深的沟里，虽然妈妈看见有个人摔下马了，可她不知道是我，我爬了半天才爬出沟，还好没摔坏，战友们帮我抓回马继续训练。训练完回到蒙古包也没和妈妈讲，到了晚上睡着了，浑身疼得在梦里直叫唤，妈妈听见了问我，今天摔下来的是不是你，我撒谎说不是我，妈妈说不是你睡觉叫唤了一晚上，我只好说是做梦呢。

妈妈姐姐来后，我们包儿里一下子增加了两个人，粮食成了大问题，当时我们是按控粮标准，每人每月供应20斤粮食，其中有十斤白面、二斤小米、二斤炒米、二斤莜面等等。正在我们粮食紧张的时候，额仁钦大姐得知妈妈和姐姐来了，给我送来了50斤白面，还给了很多牛肉干，这可真是雪中送炭，牧民的实在憨厚让妈妈很受感动。就在妈妈和姐姐与我呆到第13天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调我去公社参加军宣队。我感觉在大队放羊挺好的，不想去，可妈妈说什么也不同意，掉着眼泪和我说：“你就去吧，在这儿放羊妈实在不放心，怕你自己去草原上放羊让狼吃了，这荒郊野外几十里地见不着一个人影，到了公社怎么也比放羊强，最起码见人也多了呀！”其实我宁愿在草原上跟着羊屁股跑，也不愿意跟军官组搞运动折腾牧民老百姓。但看着妈妈那不放心的样子，没办法只好遂着妈妈的心意，和妈妈、姐姐一起去了公社，我找了辆去旗里的车送走了妈妈和姐姐，就到军管组报了到。

下乡工作（右一）

那时内蒙实行军事管制已经半年多了，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军管也是搞阶级斗争，开展所谓的“一打三反”运动。抽调我们知青就是帮助他们搞运动。由于我的性格和军管组的人合不来，看不惯他们那股劲儿，也不会嬉皮笑脸拍马屁，没过几天就被发配到金光大队军宣队去了。金光大队离公社六十多里地，在那里又认识了很多北京知青和牧民老乡，蒙语讲得也更流利了。所谓军宣队其实就是去帮助大队多组织几次学习，正是“文革”期间，对“五类分子”加强管理，我们一帮知青能干啥呀，混日子呗。由于那时正好是中苏边境比较紧张时期，这里的汉人都跑回老家去了，没剩多少，只要大队开会就有人放信号弹，到底是谁放的找也找不着，有时候还挺吓人的。

有一天，大队的通讯员从公社回来说，我们队在军管组工作的一名女知青玩儿军人的枪走火儿伤了人，挺严重的，我赶紧和领导请假往公社赶，六十多里路骑马跑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我直接奔她的宿舍去找她，可她已经和军管组的人去了旗里。我就到另外一个女生那里休息，刚坐下就觉得两个乳头出奇地疼，解开扣子一看，里面的背心都被血殷红了，这都是马不停蹄奔跑的结果，那时候条件有限，没买过背心儿，都是买白市布自己手针缝的，肥肥大大的，也不懂得买个胸罩作一下重点保护。

在那个女生那儿听说女知青去军人宿舍玩儿军人的枪的时候，军管组的马倌儿在窗外和她开玩笑说，你不会弄枪就别瞎弄，她就说着“谁不会呀”一拉动枪栓枪就响了，正好打在马倌儿的脖子上，子弹是从气管儿和大动脉中间穿过去的，好危险啊! 实际上枪里是不应该有子弹的，她摆弄枪的时候是毫无意识的，可枪里为什么上了子弹呢？据说那军人也不知道，这位女知青因此受到很大打击。她怎么这么傻呀，北京的父母知道了会急坏的，就这件事让我难受了好一阵子。后来我一直没有见到她，听说女知青到旗里接受审查受到当时知青政策的保护，没有承担任何责任，直接返回了大队。军代表也因此撤回了军营受到处理。马倌儿到旗医院治疗，由于医疗条件不太好，治不了，转到盟医院，马倌儿流血太多，公社秘书苏德思勤还为他输过血，几天后还是治不好，又从盟医院转到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数月后才算基本康复返回公社，但留下了终身残疾。

我在金光大队工作的那段时间，还发生了一次摔马事件。有一天，我和公社干部那顺巴雅尔、知青郭明去牧业小组学习回来，骑着马往大队部走，走到一个小山坡下坡儿时，没注意马奔跑起来，不知怎么回事儿从马上摔了下来，等我清醒时发现我坐在地上，手里拿着别人的手绢儿，挺奇怪的，就开始笑。那两位同事告诉我摔下马以后坐在地上就哭，郭明递给我手绢儿擦眼泪，他们还以为我摔疼了哭的呢，其实我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差点儿给摔傻了。我在金光大队工作了两个月零十七天才调回公社。没多久军管组的人员相继撤走，抽调的知青也都返回了大队，却把我留在了公社。

1970年10月公社要建广播站，由于我口音和嗓子好，蒙语讲得还不错，就让我当广播员，旗广播站组织各公社的广播员举办培训班，我去学习了10天，回公社办起了广播站。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由于资金短缺，只购买了一些简单的设备，最值钱的扩大器是旗广播站淘汰下来的，经过检修带回了公社。那时公社根本没有电线杆子，我在公社干部的帮助下，亲自上房上树架电线安装喇叭，10月份的草原已经很冷了，在半空作业冻得直打多嗦，从树上下来手都伸不直了，说话都说不清楚。在公社领导的鼓励和干部们的帮助下，我办起了公社广播站，成为公社广播站的第一任播音员。要说公社干部对我帮助最多的还属苏德思勤，他那时候是公社的秘书，帮助我编写广播稿，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儿，互相之间都有了好感。

自从到公社当广播员后，由于没有编制，发不了工资，只能在大队记工分儿。后来让我兼任公社“12.19”半机械化乳品厂的现金出纳，从此有了固定的收入，刚去时我是试用工，工资为27.60元。我每天先和其他人一样到点到办公室上班，和老会计学习业务，处理手头儿的一些出纳员该负责的工作，然后到包装车间帮助包乳粉，由于我们是半机械化，浓缩牛奶和包装都是人工干，没有先进的设备，装好袋儿的乳粉只能人工用电烙铁封口，我从过秤、装袋儿、排气儿、封口等作业都做得很认真也很熟练。

在乳品厂干活　当工人的日子（右一）

白天在乳品厂上班，晚上公社的小发电机一响，我的广播站就开始工作了，随着晚霞的谢幕，查干淖尔公社的上空就能听到我的声音，为草原小镇增添了新的活力。小广播站除了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外，还有自办节目，虽然我只有初中文化也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自编一些公社的新闻加以宣传，自编的节目很受大家欢迎。当时我是单身，除了工作之外业余时间不是在屋里看看书就是去朋友家玩儿，朋友家的小孩见了我亲切地叫我“喇叭姨姨”，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一年后，我转为乳品厂正式工人（集体所有制），工资定为32.78元，这份工资对于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除了生活费，每个月能存入储蓄所15元。当时我在公社食堂吃饭，还帮着卖饭票，食堂管理员说我吃得少对我非常照顾，每月跟大师傅一样交6块钱伙食费，剩下的就是我的零花钱，当时我觉得特别满足。公社书记、主任、管理员、炊事员及公社的干部们对我工作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我非常感动，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这些都让我永生难忘。

1971年6月，北京外语学院来阿旗招生，我想报名，打算到高等学府深造。当公社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后，就到广播站也就是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主要内容是公社培养我挺不容易，那么多知青为什么只选中了你，如果你真走了，广播站后继无人，培养一个广播员有多不容易等等，还给我戴了很多“高帽儿”，让我好好想想是否可以留下来。那时候头脑简单、大大咧咧的我根本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觉得我的强项是理科，文科对我不太适合，不去就不去呗，其实学外语我还行，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当过外语课代表呢。既然公社领导对我这么重用，还给了我那么高的评价和信任，再说自己这几年对草原也有了深厚的感情，真有点舍不得离开，最后自己毅然决定放弃这次上大学的机会，等以后再说。

1971年的冬天，我和公社干部一起下乡去我原来的大队，我们是骑骆驼去的，刚到大队部儿的炊事员家里，听他们说有一名女知青这两天和其他人闹了矛盾，相互间的关系挺紧张，好像也不想在这儿呆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赶紧又骑上骆驼去她住的农场（大队的菜园）找她，她当时是大队培养的赤脚医生，没白天没黑夜的为缺医少药的牧民百姓服务，她还被公社推荐去参加了全旗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口碑非常好，为什么突然把周围关系闹得如此糟糕呢，我很纳闷。

她看见我去了，抱着我伤心的哭了起来，边哭边倾诉她心中的委屈，等她稍微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和她商量咱俩先去公社吧，到我那儿住几天玩玩儿散散心，和我做几天伴儿，她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俩骑上我的骆驼先到大队部，向一起来的公社干部请了假，就往公社赶，在回公社的路上，我们边聊边走，把她心中的郁闷释放了出来，不知不觉就到了公社，我领她去食堂吃过饭，回到我的宿舍，我们又聊了很多。

实际上也没多少事，就是有些爱传闲话的人说了贬低她的话，她一时想不开了，说什么也要回北京。第二天我陪她去邮局给她家里打了电话，她父亲是北京军区的高级干部，马上决定让我们在公社等他，哪儿也别去，他来看她，过了两三天她父亲来到公社，简单的听了我们的叙述，决定接她回北京调整一下情绪。她们父女俩又回了趟大队，拿上东西就直接回了北京，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一段时间她给我来了封信，说已经到云南当兵了，还寄来了很多云南的特产茶叶。后来又过了几年，寄来几张她和儿子的照片，我才得知她已结婚成家了，爱人是南方人，生活得很好。

她走后我想了很多，我们这些刚刚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的青年，只身来到牧区工作和生活，真是不容易。光有决心不行，还要善于适应周围的环境，处理好各种关系。要学习牧民那种直爽、俭朴的思想，宽容地对待身边的人，这不是容易做到的。我们来到牧区后面临了很多困难，有生活上的也有精神上的，生活上的困难容易克服，精神上的困难难以克服，想从一个城市长大的知识青年转变为真正的草原新牧民，不是那么容易的，留在草原要面临的困难太多了，只有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甚至还需要些“没心没肺”的精神，在实践中慢慢磨练，才有可能将这条草原之路走到底。

【待续】

原创：连福兰

来源：锡林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