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10年公共租界的一名印捕，身穿夏季制服，随身佩有转轮手枪。1900年，正在押解4名中国囚犯的印捕，木枷与手铐的组合体现了东西方制度的融汇。此前租界当局虽成立巡捕房，但巡捕只有欧洲人和华人充当。这个称呼的出现，与印捕数量逐年持续增长有关。1905年12月，上海群众因抗议英国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火烧老闸巡捕房。日军占领租界后，为日方效力的印度人和日本军官。这一事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帝浪潮。
在国内网络上，只要看到“三哥”或“阿 三”的字样，网友们大都会会心一笑，因为它们是中国人熟知的对印度或印度人的代称。这个称呼自然带有一定贬义，但倒是挺符合这个国家部分民众又蠢又萌还爱占便宜的性格，用的时间久了，看见这两个词，甚至马上会联想到浓浓的咖喱味。
“阿 三”是“红头阿 三”的简你。图为1910年公共租界的一名印捕，身穿夏季制服，随身佩有转轮手枪。
“三哥”是“阿 三”的引申，但将印度人称为“阿 三”并不是网络时代之后才有的，这一名称至少有120年左右的历史了。实际上，它起源于“红头阿 三”这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历史名词，本来是近代中国人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的蔑称。就它的来历而言，作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光荣可言，反倒是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象征之一。
1900年，正在押解4名中国囚犯的印捕，木枷与手铐的组合体现了东西方制度的融汇。
印度巡捕是英国维系其在华租界殖民统治秩序的工具之一，是殖民主义霸权的展示与象征。上海引入印度巡捕始自19世纪末。此前租界当局虽成立巡捕房，但巡捕只有欧洲人和华人充当。1883年，义记洋行经理何利德率先提出招聘印度人担任巡捕、管理交通，但这一建议没有获得工部局董事会通过。中法战争爆发后，为防止租界出现混乱，1884年8月，工部局决定临时从香港招聘6名印度人，在静安寺附近巡逻，为期3个月，后陆续增加到16名。由于试用期间各方均比较满意，董事会决定继续聘用，并于次年将其改为常备制，执勤范围也从静安寺一带扩大到整个租界，担任交通管理、巡逻、守卫监狱及工部局等重要公私机构等任务。自此租界巡捕房除西捕、华捕外，又增加了印捕。随后，上海的一些洋行、银行、旅馆、工厂也开始雇佣印度司阍（即门卫）。
清末画报中，担任英资丝厂守卫的印捕形象。除红色头巾外，身上制服是藏青色，带有铜钮扣。
印捕基本上是来自印度西北旁遮普地区的锡克族人，英国人认为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人相比，前者更加英武善战。锡克人巡捕普遍身材高大，满面胡须，外貌与西方人和华人差别很大，特别是头缠红布包头，识别度很高。当然在实际中，印捕也不全是红色头巾，一般交通警、巡警使用红布或红色条纹布包头，监狱看守使用黄色。司阍也会身着制服，但头巾有多种颜色。
上海租界警察由四类人构成，即西方（欧洲）人、中国人、印度人和安南（越南）人。
1888年国人刊行的一本《游沪笔记》中，提到印度巡捕“面黑如漆，头缠红巾，华人呼为红头苍蝇”，已与“红头阿 三”的叫法有几分相近。1909年《申报》刊载的一部名为《夜花园》的小说中，首次正式出现了“红头阿 三”的称呼。能够写入小说并见诸报端，想必这一词汇在市民口头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
20世纪之初，西方画家笔下上海街头的印度巡捕和电车，两者均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标志。
这个称呼的出现，与印捕数量逐年持续增长有关。1902年，整个上海的印度籍巡捕和司阍刚过百人。到1906年，仅印捕就达到201名。此后短短4年内，再次猛增至468人，翻了一番。其中，1907年工部局首次专门招聘来华印捕，起初甚至想招录1000人，因经费不足首批只招募了250人。至此，印捕已成为英国殖民者守卫和管理租界的重要力量之一。由于人数增多，当年印捕甚至申请在其聚居的宝兴路附近建锡克教谒师所（当时华人称为“红头阿 三”总会），其2层楼房至今仍保存完好。公共租界还专门成立了印捕巡骑队，经常在重大活动或公开场合作为仪仗队使用。到后来，甚至上海阔人雇佣印度人作为仪仗或保镖也一度成为风气，借以体现权力与地位。头缠红布的印捕形象成为当时上海的一道特殊城市景观，变成了公共租界的一个符号象征。甚至马路旁边漆成红色的消防栓，也被老百姓戏称为“红头阿 三”。
1905年12月，上海群众因抗议英国破坏中国司法主权火烧老闸巡捕房。图为手执大棒参与弹压的印捕。
1910年，一名印捕骑着白马招摇过市，鞍垫上的“SMP”即上海工部局警察局的缩写。
由于印捕和印度司阍人数较多，又经常抛头露面，市民时常有所接触。而遭到印捕粗暴对待、发生冲突的情况更加常见，早期的印捕多半只会简单英语，与华人也语言不通，执法方式更是野蛮粗暴，动辄手执大棒，驱赶和殴打华人，让民众倍感屈辱。特别是少数印捕知法犯法，甚至在执勤时公开抢夺路人财物，更是引起上海市民对印捕和印度人群体的反感。1884年上海《点石斋画报》干脆将此类行为上升到对整个印度种族的批评：“其民长而黑，蛮野成性，不知礼仪廉耻为何物……然吾于此益见印人之不仁矣。”1913年上海《滑稽杂志》刊登有打油诗一首：“面目模糊同黑炭，须髯倒卷裹红头，蠢如牛马供驱策，立在人前不识羞”。在当时中国社会对印捕和印度人群体持有强烈负面印象的情况下，“红头阿 三”这样的蔑称就开始在百姓中流传起来。
1935年，上海街头正在指挥交通的印捕，其白袖套一直沿用到建国之后。
关于“红头阿 三”的具体来源，有很多种说法。一是外貌说，即印捕头缠红布，面色黧黑，华人称之为“红头黑炭”，时间长了讹传为“红头阿 三”。不过这一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上海话中，“黑炭”与“阿 三”发音差别很大，误读可能性极小。二是地位说。因为印捕进入租界巡捕房的时间晚于西捕、华捕，在上海人心目中其地位要低于后两者，故被叫做“阿 三”，但实际上西方管理层认为印度人更加驯服，印捕的地位事实上要高于华捕，不仅薪资通常是华捕的一倍，晋升也比华捕更快，因此这一说法也站不住脚。三是英文谐音说。即“阿 三”是“阿sir”的音译，因为最早的印捕来自于香港，后期招聘的印度人在来华之前，也要在香港受训，香港人通常将警察称为“阿sir”，印捕将这一称呼带入上海，在本地人的语言中逐渐变为“阿 三”。另有一种说法与此略有区别，即印捕除少数人外所受教育程度不高，说的都是半吊子英语，在向西捕报告时，常有“I say”之类的表述，华人见其张口闭口都是“I say”，也就用这两个词来代称印捕，时间长了就变成“阿 三”。
1935年的公共租界巡游，4名巡骑队印捕紧跟在为首的西捕之后。
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大批锡克族人来到上海充当巡捕，形成了锡克族聚居的小社区。
综合来看，从英语谐音转化而来的说法相对可能性更大。此外，在上海方言中，词尾带有“三”字往往是鄙称或带有明显贬义，如“瘪三”指从事贱业的游民或流氓小混混，“垃三”指生活放荡的女性或暗娼，“老举三”指女性例假等不方便说出口的东西，“肮三”有肮脏、做人没品、事情尴尬难办等多重意思，“寡三”是说长得难看或者事情败露。把印捕称为“阿 三”，也很大程度上有鄙视和嘲弄的意思。换个角度说，“红头阿 三”的称呼，也体现了海派市民文化的独特内涵。
1941年11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训练结业的一批印度巡捕与西捕合影。
日军占领租界后，为日方效力的印度人和日本军官。
在不同时期，“红头阿 三”的称呼还会被加上政治属性。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卅惨案”，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头目英国人爱伏生命令手下的印捕，向要求释放参加反日游行被捕学生的请愿群众开枪，打死13人，伤数十人。这一事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帝浪潮。“红头阿 三”也因此被赋予了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帮凶”新的含义，成为殖民者欺压中国人民的代表。不过，抗日战争爆发后，印捕由于来自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被中国人看作是“亡国奴”，又常常被作为抗日宣传的反面典型，其本身作为被压迫者，又到中国来压迫华人的两面性也受到关注，在华印度人以及整个印度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好转。
民国初年，身着冬装的中国警察和印度巡捕。除上海外，当时镇江、汉口等地英租界也相继招录了印捕。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南京路上的印捕，背景是上海国际饭店，身后是2名中国警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公共租界，大批印捕、看守、司阍因而失业，一些人被迫离沪回国，也有部分人留下以经营乳业等为生。抗战胜利后，英、美等国向同为战胜国的中国归还租界，印捕再无用武之地，但一度保留少量从事交通指挥和街头执勤。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整个警察系统中已经没有印度人，全上海也只有200名左右印度侨民，而且这些侨民经1950、1960年代两轮集中劝返，大都前往香港等地。自此，“红头阿 三”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成为了历史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