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近900个日夜的磨砺后，今年2月起，《四大检察文库》陆续出版，至今已有9本。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因此，深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研究，有利于通过理论认同进一步形成实践共识。贾宇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决定检察官应该持有客观公正立场。检察官既是犯罪的追诉者，也是无辜的保护者，要以自身履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当好公共利益的代表。贾宇进一步强调。
总有些时候，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夺人眼球的事物存在。
在一间满是书籍的阅览室里，一套拥有着白色封面的书籍安静地摆放在那里。它们是质朴的，远没有周边其他书籍的鲜艳色彩；他们又是醒目的，成套书籍叠加摆放，整齐划一，格外引人注目。远远看去，颇有一种“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的神奇魅力。
这便是《四大检察文库》。2019年的夏天，中国检察出版社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出版一套“研究四大检察中的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系列丛书。
这是一个立足实践的必然选择。在法治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发展迅速、成效显著、影响深远。然而，在这艰巨又复杂的进程中，有一系列重大命题等待实践者和研究者去探索、破解、总结、回应。
这又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主动选择。策划、撰写、编校这样一套“有分量”的丛书，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非经过不知难。在经过了近900个日夜的磨砺后，今年2月起，《四大检察文库》陆续出版，至今已有9本。记者走访了《四大检察文库》的多位作者，尝试从写书人的视角，讲一讲书籍背后的故事。
回答实践之问
每一个想法的诞生，都有着现实的环境。正如每一粒种子的发芽，都有着适合生长的土壤。《四大检察文库》正是在现实的呼喊中，破土而出。
现实是什么？是检察理论研究总体跟不上检察实践需求。
近年来，检察机关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法治思想，不断推进“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以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比如，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检察适用；组建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开展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三位一体综合司法保护试点；改版检察指导性案例，既指导办案又向社会普法，等等。
然而，与这些新实践、新举措相比，检察理论研究工作仍存在不足，相应的理论总结、阐释、研究并没有跟上。
越是在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越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说，‘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深刻认识到检察理论研究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因此，希望能够出版一套检察著作，深入研究‘四大检察’中丰富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中国检察出版社社长朱建华说，正是在这样的动力驱使下，2019年7月，《四大检察文库》正式立项。
项目已立，面对检察实践中众多的前沿、重大、复杂问题，如何找到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和切入点？
“新发展阶段、新的征程中，要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检察中心、重点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朱建华告诉记者，正是秉持着这一思想，众多选题被陆续敲定。
比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一制度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也取得很好效果，但制度适用中仍存在一些争议。因此，深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研究，有利于通过理论认同进一步形成实践共识。
再比如，检察官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这是新时代对检察官职业的根本要求，然而实践中，仍有人弄不懂“为什么要秉持客观公正？怎样做到客观公正？如何确保客观公正？”因此，加强对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的理论研究，有利于进一步理清问题、深化认识。
就这样，包括检察制度发展、检察改革发展、捕诉一体、民事诉讼精准监督、检察官主导责任、检察指导案例理论与实践、新时代检察理念等在内的一批选题应运而生。
在确定选题的同时，由谁来写也是一大难题。如此宏大的命题，谁能写、由谁来写，必须慎之又慎。经过多番推敲与琢磨，多位理论功底扎实、对检察工作有着深入了解的人员承担起写就《四大检察文库》系列丛书的重担。他们中既有走在检察改革和实践前沿的大检察官，也有长期耕耘在检察办案一线的检察干警，还有长期关注检察工作的专家学者。
强化理论支撑
“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这个选题是我主动选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更是一个迫切的实践命题。”浙江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宇向记者聊起了《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研究》这本书的缘由。
贾宇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决定检察官应该持有客观公正立场。检察官既是犯罪的追诉者，也是无辜的保护者，要以自身履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当好公共利益的代表。“写这本书，就是希望通过加强对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的基本范畴、基本要求、基本保障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提倡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进而在每一个个案的办理中贯彻这一理念，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贾宇进一步强调。
当贾宇主动选择撰写《检察官客观公正立场研究》和《法治思想引领新时代检察理念知与行》两本书时，重庆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贺恒扬同样担负起了主编《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和《新时代检察改革研究》两本书的重任。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最初，《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这本书并不是为《四大检察文库》而写的。
那是在2019年7月，大检察官研讨班在四川成都开班。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讲到要大力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时，突然点名重庆。“张检上来就说，重庆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得比较好，你们是不是要承担个任务来写个教材，作为全国的培训教材？”贺恒扬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会场上所有目光都投向了他。
“好！”贺恒扬坚定地回答，底气十足。
无巧不成书。当这本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书完成时，《四大检察文库》也正在酝酿写一本关于此选题的书。看完书稿后，中国检察出版社立马联系了贺恒扬，商量能否将这本书纳入《四大检察文库》，贺恒扬欣然应允。
如果说《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是一道命题作文，那《新时代检察改革研究》则是贺恒扬的主动选择。
“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法领域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庆市检察机关在政法改革中也有一些创新举措，比如在全国检察系统中率先完成三级院内设机构改革，还成立全国首个专门办理跨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检察机构——重庆市两江地区检察院。我就想能否写一本书，在回顾总结已有改革经验成效的同时，对下一步改革提出一些探索性、建设性意见。”贺恒扬告诉记者，正是在这一想法的驱动下，才有了《新时代检察改革研究》这本书。
或是巧合，但正是这场双向奔赴，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四大检察文库》的模样。
细微处见真章
“这本书这么厚？”
“是的，有643页。”
“不好写吧？”
“太难写了。”
他嘴角露出苦笑，右手不自觉地在《检察官主导责任研究》这本书上摩挲着。他就是本书的作者，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二级高级检察官段明学。
坐在记者对面，他讲起了那段难挨的写书岁月。原来，他与《检察官主导责任研究》一书的结缘，竟是由于《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这本书中，有一章写‘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官的主导责任’。当时，我自告奋勇，主动表示可以写这部分内容。”段明学告诉记者，正是由于这一次的“试水”，让中国检察出版社看到了他的名字，进而向他发出邀请，征集“检察官主导责任研究”书稿。
写一本专门研究“检察官主导责任”的书，比想象中更困难。“检察官主导责任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内容不仅丰富而且‘高深莫测’，单是吃透这些内容就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段明学说，检察官主导责任是一个全新的、博大精深的话题，涉及到刑事诉讼法与检察制度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但可供参考的资料却十分有限。
为了保证书的质量，段明学打算“借力”“借智”。他邀请了多位有着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检察同仁一同撰写。“这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段明学告诉记者。
写好一本书，难的不止一点，单是建立逻辑严谨的框架目录，就不知要费多少心思。
“仅仅写作提纲，前后我们就修改了9个版本。”重庆市荣昌区检察院检察长曾庆云告诉记者，《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一书的写作提纲改稿仍保存在他的电脑中，9个版本依次排开，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然而，最难的，并不是书籍框架的确立，而是内容的撰写。正如曾庆云所说，“写作提纲还记得修改了几个版本，全部书稿却早已记不清改过多少回了”。
全书30多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推敲出来的。这个过程有多难？“太煎熬，好像掉了一层皮。”另一位参写此书的作者、重庆市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宋能君半开玩笑地讲。
最煎熬的日子就是改稿的那段时间。“改稿嘛，肯定是说问题，而不是说成绩。半天时间下来，不是这里不行，就是那里不行，有的作者实在压力太大，直接改哭了。”曾庆云说，现在回头看，仍然觉得很不容易。
虽然是一段痛苦的写作经历，但更是一段获得与提升的经历。据说，写这本书时，参与的几位作者心里都没底，贺恒扬就给大家加油打气，而且手把手教如何写书。
改得有多细致？有一个小故事或许可以点出一二。据说，编稿时，贺恒扬发现文内有些观点只写了两点，但是行文中，加了“第一”“第二”的表述。他便告诉作者，一般观点至少有三点时，才会用“第一”“第二”的表述，如果观点只有两点，就换种表述方法。
还有在《法治思想引领新时代检察理念知与行》一书的编写中，贾宇告诉记者，这本书的书名背后，也有一则小故事。
其实，这本书是有前身的，那就是2021年出版的《新时代检察理念研究》。恰巧，《四大检察文库》也要出版一本关于检察理念研究的书，便向贾宇约稿，能否在此书基础上进行完善补充，然后纳入《四大检察文库》出版？
于是，贾宇重拾此书，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增补修订，增加了“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少捕慎诉慎押理念”“数字检察理念”等章节。但该书在出版前，却为书名犯了难。
“最好要和原来的有所区别，思前想后，想到了‘新时代检察理念知与行’这个表述，感觉很适合。”贾宇说，这个书名虽然很好，但总感觉没说透。
“检察机关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检察理念，无一不是在法治思想的引领下诞生的。这一根本遵循理应在书名中体现。”贾宇告诉记者，正是有了这更深层次的思考，才有了现如今的书名。
一线是落脚点
《四大检察文库》系列丛书逐一面世后，带给读者的是更多的惊喜。
“作为一名读者，我从书中读到了一种精气神。对于检察改革的相关内容，既有系统介绍又有重点论述，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分析，既有经验成效又有问题不足，让人有所感、有所思，更有所获。”重庆市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程天民告诉记者，在读《新时代检察改革研究》一书时，深刻感受到检察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内容丰富，思考深邃，这是每一部纳入《四大检察文库》著作的共同特征。
宋能君在参与撰写《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一书时，她对“认罪认罚案件的流程监控”相关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经过多番论证与研讨后，《重庆市检察机关认罪认罚案件流程监控工作指引》正式印发，进一步规范重庆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流程监控工作。
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四大检察文库》系列丛书在回应检察实践问题之外，更对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大胆的思考与展望。
“这一种预见性与前瞻性，是写书人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也是一本有价值的专业书籍所应当具备的。”国家检察官学院浙江分院院长胡勇是《四大检察文库》系列丛书最早的一批读者之一，在他看来，理论和实践一定是互动的，是相互结合的，所有的检察理论研究一定是源自检察实践，并要给实践以引领。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该书努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总结现有经验与展望未来走向相结合，纵向研究制度缘起，横向比较域外制度，靶向梳理实践问题，聚力探寻解决方案，既有理论思辨，又有实例剖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在读完《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一书后，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大力推荐此书。
“《检察官主导责任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深入研究检察官主导责任的理论、制度、程序和实践的一部力作。”西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步文教授说，这本书在关于检察官主导责任形成机理的解说，以及检察官主导责任的主要领域方面，都有着十分新意的探讨和分析，相信对于检察实践也会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四大检察文库》，这不仅是一套书籍，更是检察人深刻把握检察理论研究重点，助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动履职。已经完成的9本书已经陆续走向法律人的书桌，但肯定不止于此，相信不久的以后，我们就能看到第十本、第十一本……
（检察日报 孙风娟 范跃红 满宁 史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