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公开出版，全国683个城市城区人口数据曝光。据资料统计，全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还有一些应用场景，系统可主动预警，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2022年，“城市管家”被纳入龙岗区年度重点改革项目。重庆2021年国家公布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名单，其中重庆市的总人口为3205万，城区人口1634万，跻身超大城市行列。
城区人口是衡量大城市的关键指标。近日，随着《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公开出版，全国683个城市城区人口数据曝光。据资料统计，全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0个Ⅱ型大城市。其中，超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成都、重庆(排名不分先后)。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超大城市是各类风险挑战的汇聚点，相比大城市及中小城市，超大型城市面临的城市治理难题更多，难度也更大。那么，超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难在何处呢？
超大城市的特殊性就在于其规模超大。一方面，由于外来人口过多、人口规模过大，使得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暴涨、犯罪增加等“大城市病”更为严重、突出。而且外来人口与本市居民之间的这些显性差异，可能引发社会摩擦，造成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因为超大城市人口、经济高度集中，一旦遭受严重的恐怖袭击或发生巨大地震等天灾人祸，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大城市病”一直是影响超大城市持续性发展的巨大障碍，破解“大城市病”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须回应好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加速推进，我国超大城市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下面一起来看看7个超大城市如何探索“智”治之路。
北京
北京持续打好疏解整治促提升“组合拳”，严格落实“双控”及“两线三区”要求，拆除违法建设超2亿平方米，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目标，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10平方公里，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市。
身为大国首都，北京自当率先走出一条治理“大城市病”的新路，兴起了一场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深刻变革。过去5年，全市与疏解相关六大行业市场主体下降17.8%，利用腾退区域性批发市场等大体量空间集聚高精尖产业，建设提升6000多处便民网点，更利用零散、低效空间补建了一批养老驿站、书店等公共服务设施，为治理“大城市病”贡献出北京“药方”；全国首个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不断迭代升级，累计不予办理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近2.4万件，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打开了更大空间，科技等高精尖产业的新设市场主体占比由2013年的40%升至2021年的62%。
上海
精细化治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上海城市治理的基本底色。过去一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难题和挑战，上海系统谋划、持续发力，围绕超大规模城市的精细化治理进行了持续的探索和部署，发展形成了诸多可圈可点的创新举措，提供了可参考可借鉴的上海方案。
近年来，上海先后在全国首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已接入各类服务事项3514项，高频事项基本实现“一件事、一次办”，实名注册个人用户突破6900万、企业用户超过281万，累计办件量逾2.4亿件。
2021年6月，国内首个超大城市运行数字体征系统——上海城市运行数字体征1.0版正式上线，形成全域覆盖的城市神经元体系，用32个类别1000多项指标，为城市生命体进行“全时智能体检”，每天多达10亿条数据被汇聚、共享、交换，不论是街面卫生管理、车辆违停、人员管理，还是小区内的群租、噪音，都能被实时发现并自动派单，线上线下高效协同处置。还有一些应用场景，系统可主动预警，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深圳
作为一个常住人口超1700万的超大城市，深圳的城市管理治理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而龙岗区是深圳城中村数量最多、城中村人口最多、城市管理压力最为复杂的城区之一。2020年起，龙岗率先在城市管理治理中植入“管家”理念，应用“管家”思维，推动街道城管“大洗牌”，取得了显著成效。
2022年，“城市管家”被纳入龙岗区年度重点改革项目。所谓“城市管家”，是指深圳对城市现代化管理的全新探索，它通过将环卫、绿化、路灯、公厕、垃圾分类等集中式一体化管理，有效解决监管成本高、设备更新慢、人员老龄化、协调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实现城市管理专业化、精细化、智慧化。这一改革试验颇具探路意义，为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型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城市治理新路子，贡献了龙岗的探索和经验。
广州
随着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如何科学消纳和资源化利用建筑垃圾成了影响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题之一。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之一，广州在经历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日新月异的同时也饱受建筑垃圾“围城”之困，解决建筑垃圾治理问题迫在眉睫。
近年来，经过一系列创新尝试，广州逐步形成了法规体系完善、全链条监管到位、资源化利用全覆盖的建筑废弃物治理的“广州模式”。从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广州全市建筑垃圾排放申报核准率达97%，合法收运率达99%，安全处置率达100%，综合利用率达56%，基本实现了建筑垃圾治理试点的工作目标。一个个充满实绩的数字背后，体现了广州市治理建筑废弃物的勇气和决心。
天津
作为数字化进程超前的城市之一，天津市，据了解，天津市“一网通办”平台“津心办”自2019年上线以来，已迭代升级至3.0版本，实现1560余项服务事项“指尖办”，累计注册人数已超过1780万，访问量超过11亿次，持续助推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让老百姓的事顺心办、精心办、尽心办，成为市民群众的“掌中宝”。
此外，天津把绿色作为宜居城市建设的底色，坚持把垃圾分类作为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的有效手段，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精心营造优美、整洁、有序、和谐、宜居的城市环境。2021年，天津生活垃圾首次呈现“三增一减”态势：厨余垃圾分出量同比增幅62.3%，有害垃圾日收集量增长3倍，回收利用率增长至38.4%，其他垃圾减量明显，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8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2个百分点，在2022年一季度国家住建部46个重点城市考核评比中，天津在超特大城市中位列第5名。
成都
2021年，随着成都常住人口由2012年的1615.9万人增加到2119.2万人，成为我国第4个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的城市，其中，城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跻身全国超大城市行列。在面对超大城市治理带来的挑战与探索中，成都坚持以“智慧蓉城”建设为牵引，全面推动城市经济、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一网统管”的民生大数据平台，主动发现、精准服务市民需求，让市民更好地享受城市服务，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智慧防疫、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环保、智慧生活……多元应用场景，持续提升成都的智慧城市发展指数，让城市在应对突发状态、极端状态更有韧性、筑牢底线。今年7月，防汛关键时刻，成都通过智慧水务系统，实时监测全市237座水库动态信息，并实现主要河道洪水4-10个小时的预见期。当降雨发生后，系统会根据江河水位涨幅和实际降雨时空分布进行滚动预报，提高预报精度，为组织转移和救援队伍科学调配提供决策依据。
重庆
2021年国家公布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名单，其中重庆市的总人口为3205万，城区人口1634万，跻身超大城市行列。探索超大城市的“智”治之路，重庆市江北区充分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解决城市管理的难点痛点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绣花功夫”，在建设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
近年来，重庆市江北区通过大数据融合，探索建立城市“建设、运行、健康”三大指数模型，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综合评价与城市运行状态科学评估提供重要支撑，实现实时“一图呈现”，打造智能化城市运行安全监管手段，筑牢城市运行安全防护网，全面推进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通过升级“便民服务”模块，新增公厕、治安岗亭、洗车点等2万余个便民点位数据和导航服务，并在重要交通路口、城市公园等处安装4万余块二维码标识标牌，可扫码解决找停车位难、找公厕难等问题，“一码”惠民，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结语：数字化为超大城市寻求治理最优解提供了关键路径，智能化手段支撑着科学化的治理理念，也推动着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尽管不少数字化手段还要在实战检验中不断完善，但超大城市治理的方向已经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