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双方婚期已近，周贻淦却生了重病。陈三姑没有同意。陈三姑这般遵守当时的妇女节操的行为令周攀龙十分感动。周攀龙为了让他心爱的小儿子能有后代，也为了让陈氏日后有所依靠，便决定将不到1岁的长孙周恩来过继给了周贻淦夫妇。陈氏从此担起了抚养儿子周恩来的全部责任。1907年秋，周恩来9岁时，他的生母万氏去世。一年后，陈氏母亲也去世，时年30岁。从此，周恩来担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重担。生母去世时，三弟才只有3岁。
1950年夏，为让总理放松，周秉宜拉总理到中山公园看芍药花
周恩来生母万冬儿
周恩来嗣母陈氏 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1年的日子，每年海棠花快开的时候，周秉宜、周秉建等人都会约在一起，共同纪念伯父周恩来。对于伯父，大家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做普通人，不做平庸事”。他重视亲情、孝敬长辈，体现出一位伟人至情至性的凡人情怀；他以身作则、严于家教，“十条家规”让后人终身受益……
也谈周恩来的“拍桌子”
◎周秉宜
今年1月8日的《作家文摘》报转载了《党史纵横》杂志2018年第9期的一篇文章《周恩来“拍桌子”背后》，文中提到周恩来一生温文尔雅、谦恭和善，很少发脾气，但是为了革命成功和党的前途，也曾几次怒拍桌子。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亲属，在他生前，有关他做的任何工作，我都没有权利听到、看到、知道。但是据我的母亲王士琴生前回忆，伯父在家中也发过一次脾气、拍过一次桌子。
那是大约在1957年的时间，有一个周末，父亲周同宇（恩寿）和母亲王士琴去西花厅看望伯父伯母，正好遇见伯父伯母的干女儿孙维世大姐带着她的养女小兰也到西花厅来看望两位老人。中午，伯父伯母便请大家一起吃饭。
维世大姐的女儿小兰当时才只有四五岁，是个比较活泼调皮的孩子，哪怕坐在了饭桌前也手舞足蹈地，一会儿点名让母亲给她夹这个菜，一会又说这个不好吃，要吃别的菜，弄得维世大姐十分紧张，生怕孩子影响了伯父伯母进餐，只好集中精力围着女儿忙来忙去，自己都没顾上吃什么。
忽然，不知维世大姐什么地方做的不合小兰的意，小兰便不依不饶地又哭又闹起来，还抬手打了维世大姐一巴掌。小孩子调皮不懂事，这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可能低声阻止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伯父却发怒了。他“叭”地一下拍了桌子，十分震怒地对小兰说了一句：“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伯父的声音并不大，却双眉紧蹙，严厉的目光盯着小兰，小兰吓得立刻止住了哭闹，再也不敢撒泼了。
伯父一生都非常敬爱自己的两个母亲。一是他的生母万冬儿，人称万十二姑，是淮阴知县万青选的女儿；一是他的嗣母陈三姑。1898年秋天，在周恩来半岁的时候，他的小叔周贻淦忽然患了肺结核病。100多年前的旧中国还没有盘尼西林这样有效的消炎药，肺结核属于不治之症。陈三姑自小由父亲陈沅与淮安驸马巷周家定了亲，未婚夫就是与陈沅同为师爷的周攀龙（字云门，后官名起魁）的小儿子周贻淦。如今，双方婚期已近，周贻淦却生了重病。周攀龙救儿心切，便向陈家提出，希望他们按事先订好的日子将女儿嫁过来。这在那个年代也叫冲喜，人们认为这样做或许会使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陈家人都劝告陈三姑不要去嫁给那个得了肺痨的病人，他们说陈三姑可以向父亲提出退婚的要求。陈三姑没有同意。在100多年前的旧中国，一个女孩子一旦由家人给定了亲，就属于对方家的人了，正所谓“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女人守寡后若终身不改嫁，名字会被载入县志，村里还会为她立贞节牌坊。在陈三姑看来，女人的名节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据周恩来的堂妹周美娟后来回忆说：“当时陈三姑果断地做出一个决定：她去托了人来给自己开了脸。”开脸就是用一种专门的小刀将女孩子额头上细碎的绒毛刮去，使额头变得干净光鲜。这是女孩子出嫁那天必做的准备，开了脸就表示自己是新娘子了。开过脸之后，陈三姑就这样在没有家人的陪伴下独自一人勇敢地走进了驸马巷周家的大门，而此时的周贻淦却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了。也就是说，陈三姑一嫁入周家，便注定要终身守寡了。
陈三姑这般遵守当时的妇女节操的行为令周攀龙十分感动。在封建社会，一个男人结婚没有子嗣则为大不孝，在家族的谱续上也不能排在重要的位置。周攀龙为了让他心爱的小儿子能有后代，也为了让陈氏日后有所依靠，便决定将不到1岁的长孙周恩来过继给了周贻淦夫妇。
1946年9月，周恩来在南京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也如是回忆道：“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
陈氏从此担起了抚养儿子周恩来的全部责任。陈氏祖籍苏州甪直，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吟诗作画样样都会，是个才女。她喜欢画美丽的白芍药花，也会画各种飞鸟。驸马巷周家的女人都说：“天上飞的是什么鸟，陈三姑就能在纸上画什么鸟。”周恩来4岁左右，陈氏便开始教他认字背诗，也教他画画，给他讲故事。儿子聪明好学，不论学什么，教过一遍，过目不忘，陈氏越发喜欢。陈氏让儿子守在家中安心学习，平日不许他出大门乱跑。但周家是个大家庭，老兄弟们当时还未分家，且大都还在淮安的府衙和漕运总督衙门等机关上班——当师爷。因此，周家的小兄弟小姐妹们就不下十几个。学习之余，周恩来完全可以和他们在一起玩游戏。许多年后，留学日本的周恩来曾深情地回忆过自己这段童年的生活：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想起从前十几年前的事情，一家子好好的全住在淮城。那时候几位伯伯都在家里，就是有在外头做事的，家眷也都是在淮城。众位伯伯跟前的哥哥、弟弟、姊姊、妹妹，全都是在一个门里头，每天在一起玩儿，有时候恼了，有时候好了，说不尽的好处。”
那时还有年龄与周恩来相仿却大了他一辈的小表叔樊明武、小表姑樊明馨也和大家在一起玩耍。在表姑樊明馨的记忆中：“总理小时候梳头，头顶上束一个朝天的揪揪，脑后还拖了一条小辫子，像年画上的小孩那样。”
儿子是陈氏生命的全部寄托和精神依靠，为了照顾年幼的周恩来，陈氏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1904年秋天，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和嗣母陈氏带着6岁半的他和两个弟弟从淮安迁往淮阴清江浦，住进了外婆家隔壁一个叫陈家花园的小院里。当时，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已经去世，父亲周劭纲出外谋生，挣钱不多，家境已日趋贫困。万氏和陈氏妯娌二人共同艰难地维系着这个已经没落的家，共同抚养周家三个小兄弟。
1907年秋，周恩来9岁时，他的生母万氏去世。一年后，陈氏母亲也去世，时年30岁。从此，周恩来担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重担。周恩来的三弟周同宇曾说过：“总理9岁当家，一切管理的井井有条。”
两个母亲在艰难的环境下共同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抚养3个小兄弟的情景，永远定格在周恩来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敬重也十分怀念自己的两个母亲。
1918年1月2日，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在日记中曾专门提到他的嗣母陈氏：“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
1920年10月，周恩来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而被捕，在天津的狱中，他还写过一篇《念娘文》，回忆自己的生母万冬儿。出狱后，他把这篇文章送给他的三弟周同宇看。生母去世时，三弟才只有3岁。他便对三弟说：“黑弟呀，这是我写的咱们的母亲，你也看一看。”只可惜，由于多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这篇《念娘文》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1946年春天，重庆《大公报》记者曾敏之有一篇采访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文章《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文中提到周恩来回忆自己的陈氏母亲：
“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35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1950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怀仁堂对中直干部做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时说：“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三百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1964年8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对周家亲属讲话时又说：“封建家庭一无是处，只有母亲养育我，还是有感情的。”
孝敬父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周恩来为了中国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终生都处在紧张忙碌、日理万机的工作状态，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他也更不会随意对人谈及自己的家人和长辈。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都怀着对两位母亲的敬爱。他的生母万氏曾会做一道拿手菜：干烧鲥鱼。周恩来在西花厅居住时，只要条件许可，每年都会请后厨的桂师傅给他做一道干烧鲥鱼。而在西花厅的后院，从大门洞往里走，是一条砖砌的小路，小路径直向北通往周总理办公室。路两旁种了一丛丛的白芍药花，也有星星点点的黄色月季夹杂其中。每当春天来临，大朵大朵的白芍药便全都开了。它们簇拥着，伸展着，像两排美丽的云朵，一直开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窗前。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周总理喜欢白芍药花，其实，那是周恩来在怀念他最为敬爱的伟大的母亲陈氏陈三姑。1974年夏天，周恩来因患病离开西花厅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据他生前的最后一任护士许奉生说：“以后，白芍药就长得不好了。”写于2019年2月12日
供图/周秉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