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的经营者纷纷表示还将不断补充古典书籍。日本书店里《万叶集》等古典书籍热销关于“令和”究竟出自日本古籍还是中国古籍，在日本网上引发热议。于是日本网民们对《文选》《万叶集》进行了一番探究。《万叶集》成集于8世纪末，而集结了中国美文的《文选》完成于6世纪，7世纪到8世纪由遣唐使带回日本。昭和时代64年，这一年号使用时间史上最长。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黄文炜】对日本人来说，一个年号，代表一个时代，年号更换之时，是历史的转折点。4月1日新年号“令和”公布后，在日本引发了一系列反应，年号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公历和年号一起使用，2019年是 “令和元年”。政府的文书文件，企业、学校使用的资料等等，都需要换上新年号。电脑系统、交通系统等都忙着为换新年号做准备。年号的存在，使日本人的生活中传统和现代性并存。新年号在日本社会引发读古典的热潮，对年号出处的探究折射了日本人古典文化的素养。
“令和”连接中日传统文化
被视为“令和”出处的日本国书《万叶集》热销，大学图书馆里，学生争着阅读《万叶集》。书店特设了新年号专柜，《万叶集》以及古典研究相关的书籍，古典知识漫画、古典小说等都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书店里还挂上写有“令和”的牌子。书店的经营者纷纷表示还将不断补充古典书籍。
日本书店里《万叶集》等古典书籍热销
关于“令和”究竟出自日本古籍还是中国古籍，在日本网上引发热议。新年号公布3个小时后，知名出版社岩波文库的编辑部在社交网站上发出的一段话引人注目：“令月”一词出自后汉张衡的《归田赋·文选卷十五》。于是日本网民们对《文选》《万叶集》进行了一番探究。《文选》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编纂的诗文集，日本的年号“庆应”就是来自《文选》。
4月1日的《每日新闻》刊文称，多名汉文学者都认为，“令和”受到了中国诗文集《文选》中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影响。《万叶集》成集于8世纪末，而集结了中国美文的《文选》完成于6世纪，7世纪到8世纪由遣唐使带回日本。写出仲春之句的是文人政治家张衡，同时他还是制作地震仪的科学家。平安前期的日本古书多是参考了中国古典的表现手法。
但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令和”是日本古典，京都产业大学名誉教授所功认为，日本活用外国的东西，并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变成自己的东西进行利用。中央大学名誉教授、中国哲学学者宇野茂彦认为：“日本文化中包含了非常多的汉文古籍，汉文古籍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异国文化。”
日本历史上年号的由来
10世纪以后的日本年号，全部出自中国典籍《四书五经》，出典最多的是《五经》，其中最古老的历史书《书经》出典36次，《易经》27次，《诗经》15次。在江户时代，《四书五经》就已经成为日本的教材。
近代的几个年号，如“明治”出自《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另一个出处是《论语》的《孔子家语》中的“长聪明，治五气”，意即成长后变得聪明，把握万物的根本金木水火土。
“大正”年号出自《易经》的“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取“一切都没有阻碍地正确地顺利地进行”之意。
“昭和”出自《书经》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祈愿国民和平以及与世界的共存共荣。昭和时代64年，这一年号使用时间史上最长。
“平成”出自《书经》的“地平天成”和《史记》的“内平外成”，取天地和内外都和平之意。去年12月24日，日本天皇在记者会见中说：“平成作为没有发生战争的时代即将结束，感到十分安慰。”因此，“平成”可谓实至名归。
与“令和”一起成为最终年号候补的还有“英弘”“久化”“广至”“万和”“万保”这几个词。其中“广至”出自《诗经》，“万和”出自《文选》和另一个汉文书籍，“万保”也是出典汉文古籍。
年号基本上是两个字，到“令和”为止有248个年号。在日本有种说法是，年号就像显微镜，公历就像望远镜，看历史的细节，就用显微镜，看到一个年号，就会想起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比起公历的年份显得更有历史感。
日本人的古典修养
日本一直重视学习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至今日本中小学日文教科书中仍然保留着大量汉文。国语课程中，汉文教育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了目标清晰、结构严谨的教学体系。
《三国志》《论语》等中国古典书籍在日本一直很畅销。日本学校的教育内容，有不少涉及中国古典。汉字文言文在日本被称为“汉文”，初中一年级学习中国的成语故事，二年级学习杜甫、李白、孟浩然、王维唐代四大名家的诗以及《论语》。日本的初中生背得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等诗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五十步笑百步”“温故而知新”等典故也是他们耳熟能详的。高中阶段的古诗汉文难度稍微提高，有杜甫的《兵车行》《诗经》中的作品《桃夭》等。
中国古典从江户时代开始一直是日本道德教育的典范，其中培养领袖素质尤其需要中国传统道德。受过中国古典的滋润、具有领袖素养的人成为明治维新的骨干，江户时代各藩接受了中国古典道德教育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成为近代日本的栋梁之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