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司法实践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罪罚相抵”原则。事实上，即便存在相当严格甚至烦琐的诉讼程序制度，目的也是为了控制司法官员可能出现的滥权行为，而非为了保障原告被告两方的诉讼权利。所谓“得宜”，无疑是指司法裁决必须达到合情合理和恰到好处的境界，即追求案件裁决的个殊化与妥当性。
祝启
《明镜高悬》封面
堂威声一起，惊堂木一拍，这是影视剧中古代官员审案的标准仪式。画面中惯常出现的就是官员头上的巨大匾额，上书“明镜高悬”。据晋代学者葛洪的《西京杂记》记载，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汉王刘邦进入秦都咸阳宫内，见到一块有特异功能的方镜，据说“秦始皇常以此镜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意思就是坏人坏心肠都可照得一清二楚。因此镜出于秦地，故又称秦镜，“明镜高悬”原词为“秦镜高悬”，但人们痛恨秦代的暴政，不愿把这面镜子与秦始皇联系在一起，于是“秦镜”就逐渐被演称为“明镜”。
古代衙门中，“明镜高悬”这个匾额是不能少的。“明镜高悬”寄托了古代人民朴素的司法公正的愿望，封建官吏悬挂此匾，是身为“父母官”为民做主、公正廉明的象征与宣示。然而，纵览古代的司法史，“明镜高悬”这四个字，并非如此简单。
徐忠明先生在《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关照》中探讨了这样三个问题：其一，在求真意志和实质正义指向下的传统中国的司法理念、司法实践与“明镜高悬”之关系；其二，探究“明镜高悬”的来龙去脉，以及“明”和“镜”的特殊意涵，它们与“心”的比喻关系；其三，作为神判传统日趋消亡的一种替代，它实质上是一种“变形”的神判，明清时期司法公堂之上悬挂“明镜高悬”的匾额，实际上是为了彰显和发挥“神目如电”或“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它既延伸了司法官员的能力，又起到了约束司法官员可能草菅人命的功能，更产生了威慑原被两造的作用，故而也是“神道设教”在传统中国司法场域中的一种表现。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司法实践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罪罚相抵”原则。如欲实现这一目标，那就必须竭尽全力查明待决案件的事实真相与具体情节，并与天理、国法、人情进行反复权衡，以期给出恰到好处的裁决。这样看来，司法官员是否具备“恕”的品格，以及“明”的能力，无疑是司法实践的关键所在。由此，我们看到了支撑着“明镜高悬”这一司法象征背后的价值基础，以及它们之间得以联系起来的桥梁。这也就是司法实践意欲实现的“实质正义”原则，以及共同拥有的“明”的观念。
传统中国司法类型的基本特征，可以用“实质主义”来概括，因为它具有追求实质正义的目标指向；所谓实质正义，是指个案解决的具体妥当性，所以法官不太讲究程序合理性。也就是说，它有“重实体，轻程序”的特征。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情形依然存在。事实上，即便存在相当严格甚至烦琐的诉讼程序制度，目的也是为了控制司法官员可能出现的滥权行为，而非为了保障原告被告两方的诉讼权利。当然，这不是说，控制官僚可能出现的滥权行为，完全没有保护两方权利的可能；不过，这种保护乃“意图之外”的效果，而非“意图之内”的自觉安排，因此两者不能等同视之。就此而言，现代那种“同类案件同样解决”的司法原则，在传统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就难以获得相应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追问，构成传统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基本内涵又是什么呢？清人俞樾曾经指出：“通达治体于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皆到，虽老于吏事者，不能易也。”对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来讲，司法裁决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如何严格遵循法律，而是怎样细细推敲天理、国法与人情之间的平衡。总之，司法官员以裁决之“得宜”为至上原则。所谓“得宜”，无疑是指司法裁决必须达到合情合理和恰到好处的境界，即追求案件裁决的个殊化与妥当性。作者指出“进一步说，这里的合情合理，是指司法裁决必须做到天理、国法、人情和常识的兼顾，以期经得起‘过得官场，走得乡场’的考验；所谓恰到好处，则是罪情与刑罚之间的严丝合缝，彼此之间的一一对应。
对于传统中国司法实质，正如孙笑侠先生的概括：传统法官在法律与情理出现冲突时，倾向于情理，而不是法律；传统法官在“民意”与“法理”出现矛盾时，倾向于民意；传统法官在法律思维上，具有“注重实体，轻视程序”的偏好……与现代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及刑事诉讼“超越合理怀疑”原则不同的是，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特别强调的是“铁证如山”，他们特别热切期待着、追寻着案件最终的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由于法律有限而案情无穷，所以司法官员认真探究法律、法意、天理、人情与常识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而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也就难以避免。在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看来，只有这样，才称得上实现了案件裁决的具体妥当性，进而也满足了民众对于司法裁决的正义诉求，实现“正义的平衡”。徐忠明先生归纳出，这就是传统中国司法实质主义的核心意涵。
中国古人在赞美某些精明能干的司法官员时，每每许以“青天老爷”的称号。“青天”寓意，乃指司法官员的明察秋毫，能使案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本领。这里的青天老爷所要刻画的，主要不是他们是否通晓法律，而是侦破案件的特殊禀赋。譬如，像包公那样的清官，之所以被世人誉为“青天”，无疑是因为他们具有超凡的破案能力和政治道德；与此不同，人们在文学中刻画包公形象时，很少提到他的法律知识或法律素养。
在现代人的眼里，镜子仅仅是一件日常器物，在梳妆打扮时用以“自我鉴照”而已，但从民俗文化来看，镜子不单单是一种重要的器物，它还保留着多彩多姿的文化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