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岭南法不禁止饮酒，我已经可以自己酿造，每月使用一斛米，得到酒六斗。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吾上者。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余盖友其人于千载，则庶几焉。苏轼撰写本文的时候，正是他历尽波折、贬居广东惠州之日。此际，他已６０高龄，万死投荒之余，不得不承认“身无病而心无忧”这两种人生乐事是与自己无缘的了。
翻译：我喝一天，不过五合，天下的不能喝，没有在我下面的人。如此喜人喝酒，见到客人举杯慢慢引，那么我胸膛中的浩浩了，掉了，在刚才的味道，就超过了客人。闲居从来没有一天没有客人，客人到了没有不设酒招待的，天下的好喝，也没有在我之上的人。
一般认为人的快乐，没有比身体无病而心无忧，我就没有这二人了。但是人有这样的连接在我面前，那么我怎么能够保全自己快乐吗？所以到该蓄好药，有追求的是与他，而尤其喜欢酿酒给客人。有人说：“你没有病却藏有很多药，不喝，很多酿酒，犒劳自己认为人，为什么呢？”我笑着说：“病人吃了药，我为他身体轻；喝酒的人被困在酒，我为之狂热到，这是专以自己做的。”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每天给三升酒，他的弟弟静问：“待诏快乐吗？”说：“待诏什么音乐，但美酒三升，很值得留恋罢了！”现在岭南法不禁止饮酒，我已经可以自己酿造，每月使用一斛米，得到酒六斗。但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又以酒给我，我估计他们所获，大约比东皋子了。可是东皋子自认为“五斗先生”，是太阳给三升，救援人无暇，怎么能和客人吗？如果我的，于是每天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部中了。
东皋子与仲长子先游，喜欢养性服用，预刻死的时候为自己墓志，我是朋友的人在千年，就差不多了。
原文：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吾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余前，则余安得全其乐乎？
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者则与之，而尤喜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药，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余笑曰：“病者得药，吾为之体轻；饮者困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余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余，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余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余盖友其人于千载，则庶几焉。
苏轼撰写本文的时候，正是他历尽波折、贬居广东惠州之日。长期的贬谪生涯，南北奔走不定的困苦，使他身心都蒙受极大的损害。此际，他已６０高龄，万死投荒之余，不得不承认“身无病而心无忧”这两种人生乐事是与自己无缘的了。他屡遭贬谪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早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中，但惹祸的却往往是所作的诗文。政敌们挑出他诗中的个别语句，加以歪曲诬捏，罗织成罪。
所以，当他贬到惠州之时，弟弟苏辙以及朋好相识者都纷纷来信，要他痛戒作诗，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再起风波。他也自知危机常在，诗文不敢多作了，惟有饮酒以排遣这痛苦的日子。可是自己虽好饮而没有酒量，无法从中获得最大的乐趣，于是惟有常常施药与人和请别人饮酒，这样便可在别人无病和得到“至乐”时，他自己就感到开怀酣适，仿佛得到与己无缘的“至乐”了。
东皋子王绩是位纵酒不羁的人。他本不愿做官，但为了能得到公家每日配给的三升美酒，才勉强干下去。苏轼倒会宽慰自己，他认为王绩的酒连自用都不够，而他自酿的酒，数量远过王绩，可以随意用来招待宾客，宾客常乐而自己又得以酣适其中。这种自寻佳趣的作法，稍稍冲淡他贬居的痛苦心情。苏轼常常用这种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不幸。这篇题跋行文委曲有致，通篇没有怨叹悲哀之词，尤为难得。苏轼的旷达洒脱的襟怀，与人同乐的人生态度，在这短文里充分表现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