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张，在第一次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时大多数穆斯林实际上并未注意到十字军的宗教圣战意义。而且大多数当地穆斯林政权将他们视为地方势力的一部分，在冲突之外也开展和平贸易的关系。这种破坏主要是东珠、毛皮与蘑菇等物产的大量采集所造成的。此举除了应付清朝皇室的需求以外，背后也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具体举措是对盗采活动、汉人移民和贸易进行控制。
经济学角度解读历史?[读写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经济学角度解读历史?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经济学角度解读历史
[读写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蔡伟杰/文
在2017年的内亚史及其相关领域之英文书中译本当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四本：
首先要介绍的是美国北乔治亚大学历史、人类学与哲学系教授与系主任梅天穆（Timothy May）所写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这本书为我们重新评估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蒙古征服改变了欧亚的政治版图，并且为“成吉思大交换”（参考“哥伦布大交换”）提供了一个平台，在世界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近年来中文出版界大量引进以杉山正明为代表的日本蒙元史与内亚史成果的风潮中，出版商逆势引进欧美学界的这些新近研究，也有助于读者拓宽视野。
第二本是美国新泽西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托玛斯·爱尔森（Thomas T. Allsen）的《欧亚皇家狩猎史》（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这是作者立基于政治史转向环境史与动物史的力著。本书源于作者对蒙古的皇室狩猎及其背景的研究，所讨论的时间从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与中国文明开始到19世纪前半叶，时间跨度长达将近四千年，在研究上也类似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的 长 时 段 （la longue durée）研究。而在地域上，皇室狩猎情结的特征则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北部与突厥斯坦等核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并且也影响了古代中国与朝鲜等地。本书探讨了狩猎对于欧亚皇室的政治意义，并主张在欧亚历史上，政治权威的运作、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文化融合彼此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人类狩猎、动物与自然环境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别错过本书。
英国爱丁堡大学伊斯兰与中东学系荣誉教授卡萝·希尔布兰登（Car-ole Hillenbrand）所写的《十字军：伊斯兰的观点》（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本书英文原版于1999年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发行，台湾的广场出版社于2017年发行正体中文版，译者为高慧玲。作者运用了各种古代阿拉伯文文献与铭文等材料，探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对后世穆斯林的影响，特别提到十字军与穆斯林冲突中的军事层面。作者主张，在第一次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时大多数穆斯林实际上并未注意到十字军的宗教圣战意义。而且大多数当地穆斯林政权将他们视为地方势力的一部分，在冲突之外也开展和平贸易的关系。而最终蒙古人成为穆斯林与十字军政权关系恶化的催化剂，因为穆斯林认为这些“法兰克人”准备跟蒙古人结盟对付他们，因此最终在1291年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拿下了阿卡（Acre）与贝鲁特等地，将十字军的势力驱逐出黎凡特地区（Levant）。而在后世影响上，“法兰克人”一词象徵着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外来者。而且作者主张十字军几乎没有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任何好处，相反在宗教领域，他们给穆斯林留下的只有心理伤痛。在目前这个伊斯兰教受到西方媒体妖魔化以及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谓“文明冲突”的时代，这段以十字架之名对穆斯林造成伤害与诬蔑的历史更值得我们反思。
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的第一部专书《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被视为清代新疆史与美国新清史的经典之一。本书最初于1998年由斯坦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副教授贾建飞译出。本书最初打算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一部分成果出版，但由于其他原因一直未能正式发行，译稿初版也只能在网络上流传。几经波折后，这部中译稿终于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发行，而且增加了作者的中文版序以及另一篇关于香妃的论文。本书运用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文献，探讨了清朝征服新疆的过程以及后来在新疆所实行的财政与民族政策。作者主张新疆与内地的商业贸易以及商人活动有助于将新疆整合入清朝，而对新疆穆斯林文化习惯的尊重与政策的灵活性则是清朝成功统治新疆的重要关键。而满洲人与内地汉人在新疆的共同利益也使清朝向中国民族国家转型成为可能。在今日“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新疆与中亚的重视下，本书所探讨的历史议题仍旧具有当代意义。
介绍完前面四部英文中译作品后，接下来我想谈谈五本2017年出版的英文新作。
延续自2016年以来新清史与环境史结合的取向，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的新著《皮草妆点的世界：清朝治下的野物、净土与自然边缘》（A World Trimmed with Fur: Wild Things, Pristine Places, and the Natural Fringes of Qing Rule）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一颗明珠。本书主要利用北京、台北和乌兰巴托的满、汉、蒙文档案，为读者展示了另类的清代中国环境保护史。清朝的开疆扩土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但伴随而来的人为开发对内亚边疆的自然资源造成了前所未见的破坏。这种破坏主要是东珠、毛皮与蘑菇等物产的大量采集所造成的。此举除了应付清朝皇室的需求以外，背后也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到了19世纪初，东北河流中的珠蚌已经了无踪迹；采集蘑菇者对蒙古草原造成破坏；北方森林中的毛皮动物在猎人捕杀下濒临绝种。清朝统治者对此大为震惊，因此推行了所谓的“净化”运动，试图恢复关外“纯净”（满文bol-go）的原始状态。具体举措是对盗采活动、汉人移民和贸易进行控制。而清廷所保护的“自然”，其实是一种将环境保护与统治话语结合的新发明。而十九世纪末以降的西方旅行者所见之保存良好的东北自然环境，实际上也正是后来在清朝保护下塑造出来的结果，并非过往东北原生态的反映。虽然在同时期西方也出现了环保运动，但是两者的发起原因其实不尽相同。对清代边疆环境史与物质文化史有兴趣的读者肯定会喜欢本书。
其次，清代东北的八旗屯垦史与社会史过去在西方学界并未特别受重视，先前的重要专著大概要追溯到现任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江夏由树的《八旗遗产：清末奉天地方精英的崛起》（Banner Legacy：The Rise of the Fengtian Local Elite at the End of the Qing）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艾仁民（Christo-pher M. Isett）的《清代满洲的国家、小农与商人（1644-1862年）》（State, Peasant, and Merchant in Qing Manchuria, 1644-1862）。如今这个领域难得又出版了一部相关的专著，即美国爱荷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爽所出版的新作《国家资助的不平等：八旗制度与中国东北的社会阶层化》（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本书以清代八旗在黑龙江双城地区的屯垦为例，利用清代奏折与地方档案、后来的满铁调查报告，并且加上田野调查以及大型资料库的运用，来探讨十九世纪东北双城地区在国家主宰的体系中如何形成不公平的社经过程。原先双城地区仅有京旗屯垦，后来加入了盛京的屯丁，最后是民人入垦。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直接介入了财富的分配（这里主要指土地分配）并且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以达成其行政目的：即维持京旗旗人的菁英地位。最终这种由国家所设计的社会阶序实际上是在国家政策与地方实践的交错下发展起来的。当地人透过创造自己的财富向上与向下流动的模式，同时挑战与重新加强了由国家所规定的社会阶序。例如后来移民到双城地区的民人原先被清廷规定不得在双城定居与购置田产，但是部分民人却能取得地方官员的个别支持，而得以作为佣工在当地垦荒，并且取得大量土地。而本书的特色之一在于将清代八旗的户籍登记制度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户口制度进行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其实都是由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项目，而且制造了社会的不平等，可以说也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力作。
有关蒙古人征服中东所造成的破环向来是个争议性很高的话题。其影响之深，可从当地人仍旧以蒙古对波斯与中东的侵略来比喻美国进攻伊拉克一事略窥一二。如今关于这段历史的最新研究，我们有了英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历史系荣退教授彼得·杰克生（Peter Jackson）的新作《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从征服到改宗》（The Mongols and the Is-lamic World: From Conquest to Conversion）。本书运用了大量的波斯文史料，探讨了蒙古人如何在短时间内征服了广大的穆斯林领地，并且比较了蒙古征服中东期间与后来内战所造成的破坏规模，以及蒙古人如何让其穆斯林臣民接受其统治，后来蒙古人如何接纳伊斯兰教，以及蒙古统治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等议题。杰克生认为，穆斯林对西辽称霸中亚的看法预示了后来对蒙古帝国征服伊斯兰世界的评价，但是两者之间存在不小的差异。而旭烈兀西征的大军底下充满了许多穆斯林的同盟军这点，不仅使其对手难以利用圣战的名义来抵抗蒙古大军，并且还有助降低其他穆斯林的反对。大规模的屠杀主要发生于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而非后来的旭烈兀西征。因为旭烈兀西征时许多城市主动选择了投降蒙古大军，所以也避免了被屠杀的命运。不过杰克生也认为，蒙古帝国后来的连年内战，难以配得上“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一词，但是蒙古的统治所带来的东西方之间物质、科技与艺术交流成就确实难以忽视。而蒙古帝国征服伊斯兰世界的结果则是大大促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对于蒙古帝国史与伊斯兰教史有兴趣的读者不应错过本书。
由帖木儿帝国贵族后裔巴布尔（1526-1530年在位）于1526年在印度与阿富汗所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是早期内亚史上的重要政权。在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大帝领导下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到了第六位君主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时，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都在其控制下。但是奥朗则布也是莫卧儿帝国史上最具争议的君主。在今天的印度历史记忆中，他被视为是狂热的穆斯林，背离了阿克巴大帝所奠立的宗教宽容政策，杀害了许多印度教徒，并且摧毁了数千座印度教庙宇。奥朗则布也禁止印度教徒庆祝其传统春节侯丽节（Holi），恢复对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jizya）等等。而这些举措被后世认为播下了后来莫卧儿帝国内部的分裂与不安的种子。然而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奥黛莉·特露诗珂（Au-drey Truschke）的新作《奥朗则布：印度最具争议之君王的生平与遗产》（Aurangzeb: The Life and Legacy of India’s Most Controversial King）试图修正这种对奥朗则布不平等的偏见，认为我们应该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他。本书主张奥朗则布其实并没有大规模迫害印度教徒，也没有逼迫非穆斯林改宗。理由是一方面十七世纪的印度其实还没有形成把印度教徒视为一个整体的情形，甚至奥朗则布还让印度教徒在宫廷中担任大臣，并且要穆斯林停止骚扰婆罗门；另一方面，他虽禁止印度教徒庆祝侯丽节，但也停止了伊斯兰教中的穆哈兰姆月与开斋节的庆祝。他的行为准绳是行正义之事，目标是伸张正义，支持莫卧儿传统，并且扩展在印度次大陆的领土。然而在他晚年时，贪污腐化的问题确实侵蚀了帝国的基础。虽说本书试图扭转公众对奥朗则布的评价，但是印度读者对本书反应激烈，甚至有极端分子在作者的推特上散步仇恨言论，或是要求印度政府将本书列为禁书，拒绝本书作者入境印度等等。我自己感觉奥朗则布在印度的争议性评价，恰恰与乾隆皇帝在中国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两人都在位相当长的时间，都被视为导致帝国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并且晚年都面对贪污腐化的严峻问题。也许这样的比较会有助于读者理解奥朗则布在印度史上的地位。
最后我想介绍的是一部关于沙俄西伯利亚流放史的著作。在俄罗斯文学史上，描写西伯利亚与被流放到当地的人们与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等。然而描写这段历史的著作却相对稀少。如今我们总算有了一部优秀的作品，即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历史系高级讲师丹尼尔·毕尔（Daniel Beer）所写的《死者之屋：沙皇统治下的西伯利亚流放史》。这本书运用了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中央档案，以及托博尔斯克（Tobolsk）、伊尔库茨克（Irkutsk）的西伯利亚地方档案，另外还有各种书信、照片与丰富的文学作品与二手历史研究成果，向读者展示了沙俄时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人们所受的苦难与压迫。自1598年西伯利亚汗国被沙俄消灭后，哥萨克人与俄罗斯移民在往后的半个世纪内基本控制了西伯利亚。1753年伊丽莎白女皇（1741-1762年在位）开始将绞刑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而此举则被视为是沙皇的法外施恩。而这些被流放的犯人的处境相当悲惨，他们得步行前往西伯利亚，一路上不仅缺乏食物与衣物的补给，而且还要面对严酷自然环境的试炼与官员的贪污与虐待。而女性则必须面对暴力、性侵，甚至凶杀等威胁。这些犯人抵达西伯利亚后，则负责采矿与做苦工等。本书作者也敏锐注意到这些被流放的囚犯中也有出身与阶级之分，例如当中有部分是反对沙皇与农奴制的政治犯，例如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以及反抗俄国统治的波兰贵族等。他们由于出身背景较好，且沙皇不希望他们被一般人民注意，因此他们获准于夜间乘马车前往流放地，路上也有专人照料。后来这些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建立学校、医院与进行民族志调查，并且将自由共和思想传布到西伯利亚。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也成为俄罗斯帝国专制的象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被流放的囚犯对于开发西伯利亚贡献不多，许多逃人甚至造成了当地治安的困扰。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行政管理体系无法负荷激增的流放囚犯人口、受解放的农奴前往西伯利亚开垦，以及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立使得西伯利亚不再与俄国内地隔绝等因素，流放制度无以为继而走向崩溃，最后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后，俄国废除了超过150年的流放制度。由于书中描写了诸多的悲惨场面，阅读本书不能说是愉快的经验。但书中对于人性却有很深刻的刻画。2017年，本书入围了英国公共历史写作的沃尔夫森奖（Wolf-son History Prize）与英语历史学界奖金最高之坎迪尔奖（Cundill History Prize），都是对本书的肯定。
以上所介绍的几本2017年英文内亚史相关新书算是我个人觉得比较有特色的，提供给读者参考，也期待未来出版界能引进这些作品，让更多中文读者能接触到这些出色的作品。
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2018/0202/3219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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