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观整理蜀汉前期史料的猜想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东观秘书制度在此时建立，亦属合理。至少以财政状况来看，特别是后来姜维重新发动大规模北伐，蜀汉朝廷仍然无力支持大规模的国史编修。不少人对蜀汉史料的丢失有过猜测，比如毁于钟会之乱，又或者毁于司马氏故意销毁。蜀汉卫将军可考者仅姜维和诸葛瞻。假设主簿需要随幕主出征，则陈寿只能在此四年中担任卫将军主簿。此时陈寿在20岁左右，正好是弱冠之年。
在《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一文中，我们提到，史官的主要工作是修史和注记。我们还发现，蜀汉是设有史官的。它不是“史官言景星见”的那个太史，而是东观秘书郎。
在《诸葛亮不设史官，为了大权独揽、害怕背负骂名吗？》一文中，我们又发现，虽然蜀汉有史官，但史官设置于后期。在刘备和诸葛亮时代，蜀汉并没有设置史官，原因与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有密切关系。
东观整理蜀汉前期史料的猜想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蜀汉从前期的“战争状态”向“治理状态”转型。东观秘书制度在此时建立，亦属合理。
蜀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前期的人物事迹中，重要人物的史料相对充足；其他人物相对简略。比如《先主传》《诸葛亮传》放在整部《三国志》里，都算比较详实；而简雍如此地位的“老革命”，竟然不知所终。
作为蜀汉“老革命”兼刘备好友的简雍，居然不知所终
而蜀汉中后期的人物事迹，则断断续续，非常简略。吴壹兼有国戚、高层、名将的身份，关于他的材料居然支撑不了一部完整的传记，着实令人惊讶。
可是，与蜀汉史前详后略相矛盾的是，蜀汉的史官全部活跃在中后期。也就是说没有史官的历史，比有史官的历史，更详细，这实在说不通。
蜀汉中后期设立东观秘书郎，有了兼职史官，注记有了具体的官员负责。这种情况下，即便东观秘书郎没有集注起居，产生“乙类注记”，由于有了专人负责，“甲类注记”的记录、整理、保存也应该要好于蜀汉前期。在这样的前提下，却出现前面提到的矛盾，原因无外乎以下两种：
一种可能，东观秘书郎集体打酱油，没有好好履行注记职责。或者说，东观秘书郎本来就是个虚职。刘咸炘就说：
东观乃真记注之职，然沿旧制而有此官，未必有其地行其职。
卢弼也以为“刘说为允”。（《三国志集解》卷33）然而蜀汉前期本来就没有东观，犯不上为了“沿旧制”而设立一个不干活的机构。东观虽然不是核心实权部门，但至少在设立之时绝不是用来养老的；至于后期政治昏暗、经济衰退，东观的工作是否因此受到阻碍，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种可能，后期史料遗失，而前期史料获得了保留。这看来几乎不可能。史料越远越容易散失，怎么会后面的丢了而前面的还在呢？
是的，几乎不可能，但也还是存在一丝可能。如果蜀汉前期的史料，它的呈现形式比后期史料更容易保存，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
换句话说，如果东观对蜀汉前期的史料做过一些简单的编辑加工，那么经过加工的前期史料就较后期的更容易保存。这就好像一本整齐的数据分析报告，和一堆堆散乱不堪的数据表，哪个更容易保存，是不言而喻的。
集三国史研究大成的《三国志集解》
因此，我怀疑东观的秘书官，是对蜀汉前期的档案做过一些整理的。东汉注记本来就已经产生了整理史料、集注起居的传统。不过，蜀汉东观如果真的存在整理工作，这种工作也非常初级。至少以财政状况来看，特别是后来姜维重新发动大规模北伐，蜀汉朝廷仍然无力支持大规模的国史编修。这种工作与魏、吴的修史工作是没有可比性的。
此外，由于蜀汉前期长年没有史官，档案收集与保存也不可避免地有所疏漏；即便对其整理，也无法弥补这种疏漏的缺憾。
不少人对蜀汉史料的丢失有过猜测，比如毁于钟会之乱，又或者毁于司马氏故意销毁。现在，我们不知道东观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初步整理工作；假设有，也不知道成果如何。但无论是散佚于战乱，还是受祸于焚书，经过整理过的史料，终究较原始档案更容易保存。
不过此说也纯属推测。
陈寿接触到的蜀汉史料到底有多少？前面考证了郤正履历，其任职东观秘书的时间，恰恰就是诸葛亮去世至蜀汉灭亡的整个后期阶段。现在来看另外四位。
先说比较简单的。
王崇，蜀汉东观郎。蜀汉灭亡后，王崇与陈寿一同入洛阳，著有《蜀书》，“其书与陈寿颇不同”。入晋后，王崇官至太守。（《华阳国志》卷11《后贤志·王化传》）他当是蜀汉后期的史官。
司马胜之，蜀汉秘书郎，蜀汉末年被郡里察举孝廉。入晋后又任梁州别驾、举秀才、迁县令，官至散骑。可见也是蜀汉后期的史官。（《华阳国志·后贤志·司马胜之传》）
习隆，以步兵校尉掌校秘书。习隆是刘备从龙之臣习祯的孙子，又在蜀汉灭亡前夕上疏刘禅请求为诸葛亮立庙，显然也是蜀汉后期人物。（见《三国志》卷45《蜀书十五·杨戏传》附《季汉辅臣赞》、裴注引《襄阳记》）
习隆的任职还说明，蜀汉秘书官至少在名义上绝不是虚职，不然已经担任步兵校尉的习隆，不必再挂个“掌校秘书”的虚衔。既为秘书官，则必与东观秘书有关联，可证蜀汉后期是有秘书兼职史官的。
陈寿雕像
下面重点说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据《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陈寿师从谯周，在蜀汉的履历是“初应州命，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按蜀汉无散骑；任黄门侍郎者如董允、费祎，以陈寿之资实难担任。因此，《华阳国志》说陈寿曾任黄散，可能是对其入晋后官职的误写。故而，陈寿在蜀汉所任之职，应该是州吏、卫将军主簿和东观秘书郎三个。
蜀汉卫将军可考者仅姜维和诸葛瞻。姜维任职在延熙十至十九年（247—256年）间。陈寿生于建兴十一年（233年），其时15至24岁。
诸葛瞻任卫将军在景耀四至六年（261—263年），其时陈寿29至31岁，但蜀汉已接近灭亡。考虑到陈寿任卫将军主簿之后，又迁东观秘书郎，此后又遭到黄皓打击、遭遇父丧、受到乡党贬议，不像是在两三年间就能发生的事情。
如果陈寿所任不是诸葛瞻的主簿，那就只能是姜维的主簿。此前陈寿接受益州州府辟除州吏，当在大将军费祎领益州刺史之时，即延熙七年至十六年（244—253年）。考虑到陈寿的年龄，陈寿在费祎执政后期起家的可能性较大。
主簿是东汉时期公卿郡国等机构的常置的掾属，其职责是文书收发与记事。卫将军幕府的主簿亦当如此，属于文职人员。从《三国志》对姜维作战的记述来看，陈寿显然没有随姜维到过前线，其主要工作应当是在姜维的驻地汉中完成的。
陈寿所任应是姜维主簿，而非诸葛瞻主簿
姜维担任卫将军期间，只有延熙十一年（248年）、十四年（251年）、十五年（252年）和十六年（253年）没有出兵。假设主簿需要随幕主出征，则陈寿只能在此四年中担任卫将军主簿。考虑到陈寿的年龄问题，则其担任主簿的时间以延熙十四年至十六年间（251—253年）为宜；稍前，则任益州州吏。此时陈寿在20岁左右，正好是弱冠之年。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姜维重新发动大规模北伐。陈寿亦在此时离开卫将军幕府，进入东观。
以上只是一个推论，不一定就是事实。即便推论不成立，延熙十九年（256年）伊始，姜维就迁大将军。至迟在此年初，陈寿也已经进入了东观。时黄皓与侍中守尚书令陈祗互为表里，已经参政。景耀元年（258年），陈祗去世，刘禅复设中常侍，黄皓任中常侍干政，朝政日坏。
《晋书》卷82《陈寿传》载：
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
看来陈寿与他的顶头上司郤正一样，都没有巴结黄皓。所不同的是，郤正独善其身，没有得罪黄皓；陈寿却因“不为之屈”，而“屡被谴黜”。陈寿究竟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黄皓，已无可考；但是遭到黄皓多次穿小鞋，这图书管理员兼史官的工作，也不会做得太顺心。
惹了“黄昏二神”之一的黄晧公公，日子不太好过呀
蜀汉末年，陈寿就更闹心了。先是景耀四年（261年），诸葛亮之子、军师将军诸葛瞻晋升行都护卫将军、平尚书事，主持国政。而诸葛瞻素来“轻寿”（《晋书·陈寿传》）。黄皓和诸葛瞻都看不上陈寿，陈寿的仕途自然到头了。
也大约是在此时，陈寿的父亲去世，陈寿在守丧期间生病，因为让婢女送药，被当作桃色新闻，受到乡党贬议。此后蜀汉灭亡，司马氏号称以孝治天下，陈寿遂因此事，多年未被录用。（《晋书·陈寿传》）以时间论，蜀汉灭亡时，陈寿正在守丧。
总结一下，陈寿于延熙十六年至十九年（253—256年）间进入东观；
景耀元年（258年）以后得罪了黄皓，屡次被穿小鞋；
景耀四年（261年），向来看不起陈寿的诸葛瞻上台执政；
当此之时，陈寿又遭父丧，且受乡党贬议，直至蜀汉灭亡。
这么算下来，陈寿在东观安心当管理员和史官的时间，最长不过五年，最短可能只有两三年。
三五年的时间，在没有朝廷财力支持的情况下，陈寿是不可能收集和整理足够的史料来写《蜀书》的。由于受到黄皓阻挠，陈寿的历史著述工作也一定阻碍重重。陈寿接触到的史料（包括编辑过的史料和未经编辑的原始档案）很可能是有限的。
同在东观任职的王崇能够编撰《蜀书》，且内容与陈寿的《蜀书》“颇不同”。这个“不同”不仅是内容本身不同，亦可能是内容详实不同。也就是说，王崇看到的史料，与陈寿看到的史料，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既可能在内容上，也可能在数量上。
泰始四年（268年），陈寿的同学罗宪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陈寿（《三国志》卷41《蜀书十一·霍峻传》裴注引《襄阳记》）；于此同时，黄门侍郎张华也很欣赏陈寿。陈寿遂在此年或次年（269年）被举为孝廉，以著作佐郎兼领巴西郡中正。期间，陈寿写了《益部耆旧传》，得到司马炎重视，晋升为著作郎，随即又被外派出任平阳侯相。
说到《诸葛亮集》，这里推荐一下这本李伯勋的《诸葛亮集笺论》
这期间，陈寿除治理辖地外，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编次诸葛亮作品集上。泰始十年（274年）二月，陈寿因《诸葛亮集》完成而重新回到洛阳担任著作郎。六年后，《三国志》成书。
陈寿在洛阳看到的蜀史材料，恐怕不会比在成都看到得更多。毕竟经历了亡国，经历了钟会之乱，经历了图籍运输，洛阳的蜀史材料与成都相比，只少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寿也只能感慨，蜀汉早期没有史官，后期没有专职的史官，以至于没有人编修国史（“国不置史”），没有人集注起居（“注记无官”），从而导致了“行事多遗，灾异靡书”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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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