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竹心的来函未见公布，恐已不存。杜威受胡适等门生之邀，于1919年4月抵达上海。这里全面列举《教育公报》自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所刊杜威在华讲演，并与1920年版《杜威五大讲演》加以对照，以观其异同。杜威的报告多在周末，主事者胡适显然有为了扩大影响的考量在。不过，杜威在教育部连续演讲，形成了巨大影响，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要说对此完全不知情，只怕不合情理。
引言：从宫竹心的来信说起
1921年7月，当时在北京邮局工作的年轻人宫竹心（1899-1966）因职务之便，得知了周作人的地址，贸然写信，索借书籍。时值周作人在西山养病，鲁迅代周作人复信，原文如下：
“竹心先生：
周作人因为生了多日的病，现在住在西山碧云寺，来信昨天才带给他看，现在便由我替他奉答几句。
《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都有多余之本，现在各各奉赠一册，请不必寄还。
此外我们全没有。只是杜威博士的讲演，却有从《教育公报》拆出的散叶，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更多，现[检]出寄上，请看后寄还，但不拘多少时日。
借书处本是好事，但一时恐怕不易成立。宣武门内通俗图书馆，新出版书大抵尚备，星期日不停阅（星期一停），然不能外借，倘 先生星期日也休息，便很便利了。
周树人 七月廿九日”
8月7日，宫竹心再次来信，应当是谈及了归还这批杜威讲演稿的事宜。鲁迅又复一信，内中提及，“杜威的讲演现在并不需用，尽可以放着，不必急急的。”
鲁迅热心帮扶年轻人，对素未谋面的宫竹心，既寄去《欧洲文学史》和《域外小说集》，更亲自为他剪报；但同时又嘱咐，关于归还“不拘多少时日”，“不必急急的”，多少也有客气的成分。宫竹心的来函未见公布，恐已不存。由于这两封信能提供的信息较少，鲁迅又写得比较客气，因此，历来不太为学界所关注。
但如果细究起来，宫竹心的来函，与鲁迅的复信，均发生在一个有趣的时间点上。1921年7月，正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及其家人结束在华长达两年有余的访问，准备动身离开北京的时候。1921年7月10日，《东方杂志》上刊载出胡适的文章《杜威先生与中国》，开头便说：“杜威先生今天离开北京，起程归国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从6月起，北大、北高师等杜威曾执教过的机构陆续为他举办了各式饯别活动，其中尤以6月30日，北大等五团体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杜威夫妇举行的告别宴为最盛，范源濂、梁启超、胡适等人致辞，杜威答谢，与会者八十余人。相关报道以《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为题，发表于1921年7月1日的《晨报》。同月，《教育杂志》也做了一个《送杜威博士》专号。此时，作为一个年轻人的宫竹心，显然是受到这一时代风潮的影响，对杜威产生了兴趣。
鲁迅在信中谈及的“五大讲演”，为《杜威五大讲演》，由“伏庐”（孙伏园）编定，收录杜威在华期间所进行的五场系列演讲，另附杜威夫人演讲一篇，由北京晨报社于1920年8月1日出版发行。据史料记载，在杜威离开中国前，这本书就已经重印了十次，可谓风靡一时。换言之，鲁迅在写这封信时，正值这本书最受欢迎之时，鲁迅也对它有所留意。
更有趣的是，孙伏园编定《杜威五大讲演》，已算是当时网罗杜威演讲比较全面的集子了，鲁迅不辞辛劳，将《教育公报》上杜威的演讲拆出散叶，然后合编了一遍，并且颇有些自傲地说，“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更多。”鲁迅当年寄给宫竹心的剪报原物似已不存，但基于以上信息，我们仍不妨尝试还原一下鲁迅大概可能拆出哪些篇章。
《教育公报》与《杜威五大讲演》的对勘
《教育公报》由民国教育部编审处出版，“以公布教育法令，登载关于教育之文牍及事实，译述学说，籍觇现时教育之状况，策励前途之进行为宗旨”，1914年6月出版第1册，而后基本以较为稳定的频率出版，至1927年停刊。鲁迅自1912年至1926年间，共有14年时间都任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并曾担任第一科科长，他自然比较容易得到整齐的《教育公报》。
杜威受胡适等门生之邀，于1919年4月抵达上海。为了传播其师的教育学、哲学、政治学主张，胡适等人花费了不少心思，不仅安排杜威到各校授课，而且联络各类报刊杂志连载杜威的学术讲演，《教育公报》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全面列举《教育公报》自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所刊杜威在华讲演，并与1920年版《杜威五大讲演》加以对照，以观其异同。
表格中凡右半部分空白的，便是《教育公报》上见刊，但未被收录进《杜威五大讲演》的内容。很明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1、杜威刚刚抵华后的几场演讲；2、杜威1920年后在南京高师的授课讲演以及归国前在福建、北京两地的讲演。鲁迅比《杜威五大讲演》还多出来的剪报肯定出自这当中。而据笔者推测，宫竹心的来信既然在1921年7月，与《教育公报》第8卷6、7期的出版日期比较近，鲁迅正好从自己新获的《教育公报》上剪下这部分篇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要让鲁迅专门去找出两年前，也即1919年的《教育公报》，可能性会相对低一些。
但无论如何，鲁迅从《教育公报》上剪下相关内容，亲手编订，并且讲出一句“内容大约较《五大讲演》更多”，说明他至少也曾粗略地通览过一遍《杜威五大讲演》。很显然，鲁迅也受到时代风潮的影响，对杜威有所关注。
事实上，鲁迅与杜威的交集远不止于此。抵达中国时的杜威，正巧赶上了“五四运动”的浪潮，其教育理念所倡导的“民主化”、“科学化”，和“五四”的时代风潮高度吻合，因此受到广泛欢迎；一年以后，杜威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更为系统的学术性课程，课程名“教育哲学”，自1920年9月始，持续一个学年。杜威夫人也在同校讲授“教授法”。事实上，就在同一个月份，鲁迅以“教育部部员”的身份开始担任北高师兼职讲师，讲授“小说史”。证以今天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里所保存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一览表》，可知杜威夫妇和周树人乃是道道地地的北高师同事关系。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一览表》（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档案号1-0087-0001）
如果再把时间往前追溯，杜威在抵京后不久，就分别于1919年6月8、10、12日，在教育部举办学术讲演会，“到会听讲者约千人，会场座位极形拥挤”；1919年9月21日至次年2月22日，每周日上午，杜威也在教育部作题为“教育哲学”的系列报告。杜威的报告多在周末，主事者胡适显然有为了扩大影响的考量在。但验之《鲁迅日记》，这时候的鲁迅似乎更珍视自己作为公务员在周末休假的权利，对听讲兴趣不大。不过，杜威在教育部连续演讲，形成了巨大影响，身为教育部佥事的鲁迅要说对此完全不知情，只怕不合情理。此外，这一时期也是鲁迅和胡适因为《新青年》组稿及小说史研究而往来频繁的一个时段，两人聚餐的记录也不在少数。胡适是杜威来华最核心的推动者，他在这段时期同鲁迅谈及杜威实在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更重要的一个线索是，杜威的演讲多在《晨报》上刊印。这时候的孙伏园已经开始详细笔录、整编杜威的演讲内容了；而也是在这一时期，据《鲁迅日记》，有同乡兼师生情谊的孙伏园常来鲁迅处拜访，可谓是这一时期与鲁迅过从最密者之一。据孙伏园自述，“即使我后来到社会上做事，也仍然常到先生家里走动问候，有时就在先生处吃饭谈天。先生对于我们丝毫没有架子，所以，我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的长辈。每逢这种闲谈的时候，他就纵情畅谈，上下古今，无所不涉。”当然，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孙伏园频频来访，最大的成绩就是催生出了1921年在《晨报副刊》上连载的《阿Q正传》。但揆以常情，这个时候正忙着为“杜威热”造势的孙伏园，和“纵情畅谈，上下古今，无所不涉”的鲁迅，谈起时下最热门的杜威，完全在情理之中。鲁迅手里用来对勘的《杜威五大讲演》也很有可能是编者孙伏园所赠。
概而言之，杜威来华激起的种种波澜，无论是通过教育部的渠道，胡适的渠道，还是孙伏园的渠道，都非常容易传导到鲁迅这里；而鲁迅不仅知晓《教育公报》上杜威讲演的连载，也熟悉《杜威五大讲演》一书的篇目，鲁迅绝不可能对杜威及其教育理论完全陌生。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理论底色
杜威在华的两年间，鲁迅并未在公开场合直接谈及杜威，惟在时过境迁的1929年和1933年，讲过两次嘲讽的话，不过句句都指向胡适。一句“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嘲讽胡适过分倚重杜威；而一句“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的学者”，则将这个意思表露得更加直白。《鲁迅大辞典》基于此而认为“鲁迅在批评和讽刺胡适时，常提到杜威”，是合乎实情的。三十年代已经是鲁迅胡适交恶的时期，此时的鲁迅似乎很难对杜威讲什么好话了。
不过，如果将眼光放回杜威抵华的1919年，鲁迅和杜威还有一层更若隐若现的关系。当时，杜威的到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国人对教育议题的关心。这一时期，鲁迅谈及教育的文字也不为少，其中尤为知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便是1919年11月北京《新青年》第6卷第6号的第一篇文章。这篇长文历来被视为鲁迅教育观念的集中体现，但前人极少注意到，这篇文章的底色是高度“杜威”的。
首先，从一开篇，鲁迅便明确表示，自己的论述以生物学作为前提，同时以进化论为基础：“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正是基于这种生物学的认识，鲁迅论证了食欲与性欲都只是保存生命与延续生命的本能而已，个体的生命虽不免于死亡，但族群的进化却没有止境。
实际上，以生物学和进化论为基础探讨教育问题，正是杜威教育哲学的一大特色。在教育部演讲的第一讲里，杜威便说：“教育所以不可少的缘故，就是因为‘生’与‘死’两件事。人类当生下来的时候，不能独立，必须倚靠他人，所以有赖于教育；死去的时候，把生前的一切经验和知识都丢了，后世子孙倘要再去从头研究，岂非不太经济，甚至文化或可因此断绝，所以因为人类有死的一件事，也非有教育把他的经验和知识传之子孙不可。”
再次，坚持儿童本位。鲁迅写道：“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
鲁迅所谓“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实则就本于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杜威也在演讲中强调，过去的教育“不管儿童的本能经验如何，社会的需要如何，只要成人认为一种好的知识经验，便练成一块，硬把他装入儿童心里面去。现在晓得这种办法是不对了。其改革的方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依照儿童长进的程序，使他能逐渐发展他的本能，直到他能自己教育自己为止。”在西方教育史上，杜威多被理解为“儿童中心说”的核心代表。他反对只注重知识传授，却无视儿童心理特征的做法，要求将一切教学活动都基于儿童心理特征进行重组，这一转变影响深远，甚至被形容为“哥白尼式的变革”。
正是因为儿童有自己特殊的心理世界，杜威才非常看重“游戏”在培养儿童精神世界方面的价值。《教育公报》曾以连载形式编译杜威《未来之学校》一书，1920年第2期登载了《第五章：游戏》，其中谈道：“游戏与竞技，为儿童本能上自发之活动。”1925年，鲁迅另写有一篇《风筝》，其中提纲挈领的一句“我不幸偶而看到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恐怕就和杜威有很深的关联。
再次，不以未来牺牲当下。鲁迅在文章中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这句话可谓是最确凿的证据，证明鲁迅对杜威理论是了解的，因为关于“教育预备说”的争论，在西方教育史上和杜威有着直接关联。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针对当时英国古典主义教育崇尚虚文、华而不实的问题，提出教育要为孩子的未来生活做准备，培养出孩子将来生活所必备的各项技能。这一“教育预备说”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但杜威却深刻地意识到，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变迁，已经很难有人能够确切预知未来社会中所谓必备的技能到底是什么了。与其为一个渺茫的未来社会做准备，不如真正关注孩子的当下，通过切实的经验活动，培养学生能力，以应对可能的变化。此外，教育首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孩子，“儿童对于现在的生活，兴趣正浓正厚，而教育者偏要用这种预悬将来目的的教育方法，实在是一件最不合自然最反乎常理的事”。
杜威在《教育哲学》讲稿的第七章也专门谈及这个问题：“学校的最大坏处，就是先为学生应一个很远的目的，以为现在所学，都为预备将来入社会之用，现在虽与生活没有关系，将来总有一天得用的。于是所学与所用，完全不能联贯。”这种观念害处有三：耽误学生的光阴；减少学生对于现在生活的趣味，不注意于现在而希望将来；使我们评判儿童的成绩，没有自然的标准。杜威也明确告诉中国听众，这一预备说，源自斯宾塞尔，当初“可以算教育界一大进步”，但目下已经遭到猛烈批评。杜威本人便是“教育预备说”最核心的批评者，因此鲁迅这一句“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只能是指向杜威的。
不久之后的1923年，鲁迅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也反复和学生强调，“万不可做将来的梦”，并引阿尔志跋绥夫的话“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这和杜威批评斯宾塞一派“不注意于现在而希望将来”乃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文章后半段对一些打着实用主义旗号的人进行了批判：“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鲁迅在这里实际上并非批评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批评一些“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其核心所指乃是黄炎培。早在1913年，黄炎培就撰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呼吁“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立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基于此，有必要在小学各科开展“以实用为目的”的改良，其中如“算数科”，就应当“演算命题，多用实事或实物。习诸等，必备各种度量衡器，使实验之。关于土地面积，则令实地量度，兼授珠算、簿记（并宜略授各种新式簿记），示以钞票、钱票式样及各国货币，并验币法。（或疑此类于商业学校，非普通学校。然试以验币一事论，孰不用银币，而真赝错出，随处售欺，则虽认验币为普通必要之技能可也。）”鲁迅所谓“看洋钱的法子”，正是黄炎培所倡导的“验币法”。
黄炎培自1912年12月被委任为江苏省教育司长，至1914年2月辞职，对江苏一省的教育改革影响甚大。1913年该文发表以后，黄炎培将此文分送各校，江苏省内所谓“实用主义”的教育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刊文《我校之施行实用主义》；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教员范善撰文《实用主义实施法》，纷纷予以回应，竭力将教育司长的意志贯彻下去，由此才有了课堂上老师要教学生怎么识别伪币的场景。孙福熙日后回忆：“当江苏有些地方推行‘实用主义’教育的时候，先生是不赞成的。尤其使先生觉得可笑的，是教课中有‘看假洋钱’一课，来辨认银元的真假。这真是舍本逐末。”
杜威1919年才到访中国，鲁迅撰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也是在1919年，因此鲁迅所谓“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不可能指向杜威、胡适这个群体；而孙福熙的回忆将地域限定在江苏一省，那么，鲁迅此语只可能是针对1913-14年间的黄炎培而发的。
黄炎培所谓“实用主义”教育，主要根植于他本人的职业教育立场，其中不无可取之处，但已偏离于杜威原义甚远。在鲁迅看来，在学校里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无疑是一种向社会恶现象退让的行为，无助于社会改良。而杜威教育哲学应当坚持的立场是：“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因为学校是造成新社会的、去掉旧弊向新的方向发展的、且含有不曾发现的能力预备儿童替社会做事的一大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