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11月的一天，52岁的李鸿章在保定直隶总督府，接见了28岁的森有礼。他们两个人会面主要是要讨论朝鲜问题。因为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由我国自主决定。两个人的争论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应该说在这场争论中，比李鸿章小24岁的森有礼占据了上风。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谁更成功?头条的读者朋友们，今天开始我们来看看（商兆琦教授）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以日本为镜，重新审视旧中国的历史命运”（[比心][比心][比心]由于文章篇幅较长，建议收藏阅读[比心][比心][比心]），今天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谁更成功?下面更多详细答案一起来看看吧!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谁更成功
头条的读者朋友们，今天开始我们来看看（商兆琦教授）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以日本为镜，重新审视旧中国的历史命运”。（[比心][比心][比心]由于文章篇幅较长，建议收藏阅读[比心][比心][比心]）
首先让我们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有什么不同？
中国的洋务运动有个指导精神，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是说西方在科学技术上比我们强，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科学技术。但在文化和制度上我们比西方强，没有必要向他们学习。中国的学问是不可动摇的根本，西方的学问则只是应用。这就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与之相反，明治维新也有一个口号，叫做“文明开化”。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只有欧洲各国和美国才是文明的国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都是蒙昧和半开化的国家。日本人想要以欧洲文明作为标准，努力变得和欧洲人一样。所以，他们不但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努力吸收西方的文化、制度和观念。
这样一来，10年、20年之后，我们中国就只学习到了西方文明的皮毛，日本则学习到了西方文明的精髓。
这种讲法大家是不是比较熟悉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历史老师就是这样和我讲的，我想你们的历史老师讲的大概也是一样。
这样讲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指导思想上会如此不同呢？为什么当时的日本人能够那么容易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而当时的中国人会那么顽固呢？
关于这两个问题，很多人可能就不太了解了。
我想你们或许知道，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明治维新，他们都是自上而下的变革。那么，分析这两场运动的领导者在观念上的不同，应该能够成为解答上述问题的一把钥匙。
今天就让我们先来分析一段对话，并以这段对话为线索，看一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各自是怎样学习西方的。
一、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领导人的会面
这段对话的两位主角，一位是李鸿章，另一位是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
李鸿章大家比较熟悉了。他是晚清重臣，做过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还是淮军的创始人，镇压过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创建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北洋水师。不过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也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对于森有礼，大家可能就不太熟悉了。他这个人姓森，森林的森，名有礼，彬彬有礼的有礼。他18岁的时候被秘密派往英国留学，后来又去了美国。
森有礼在海外游学三年之后，德川幕府倒台，明治新政府成立。他回国就职，负责外交工作，25岁就出任了驻美代理公使，之后又出任过驻华公使和驻英公使。
除了外交活动外，森有礼还热心于启蒙和教育，创办过著名的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专门介绍和普及欧美的思想。明治时期的主要知识分子，像福泽谕吉这些人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他还创办了著名的一桥大学，并出任过日本首任教育部部长。他是一个西化派，曾经一度主张取消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后来因为民族主义者的记恨，他被刺身亡，终年43岁。
1875年11月的一天，52岁的李鸿章在保定直隶总督府，接见了28岁的森有礼。这两个人的年龄相差24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轮。
他们两个人会面主要是要讨论朝鲜问题。不过在会谈的间隙，围绕明治维新，他们两个人也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然而这两个人争论的焦点不是什么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竟是服饰改革，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让我们看看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李鸿章：对于贵国近来所举，甚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甚感不解。
森有礼：其原因很简单。我国的旧式服饰。我国的旧式服装宽大，但不轻便，适合无所事事之人，不适合辛勤劳作之人。欧洲样式的服装简单便利，于是我们就舍旧换新了。
李鸿章：传统的服饰体现的是对祖先的追怀之意，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他们无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乘船来到唐朝，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现在，我们发现欧式服装比唐朝的服装还要便利，于是决定改穿欧式的服装。因为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一直都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是最贤明之举。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花很多冤枉钱的。
森有礼：虽然如此，但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发辫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的基础，懒散是贫困的源头。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就只能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弃旧式服装，仿效欧洲习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因为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由我国自主决定。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就擅长学习他国的长处。
李鸿章：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有军器、铁路、电信、机械，这些我国必要而且是西方最擅长之物，才不得不采之于他国。我们决不会改变中国的传统习俗。
森有礼：凡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满清入主中原之时，不也曾强令“剃发易服”吗？当时不也遭到很多抵抗吗？
李鸿章：此乃我国国内的变革，我们决不用欧洲的习俗。
大家应该都知道，清朝初期中央政府曾颁发过剃发令，强令所有的男人都要剃发留辫子，不从者砍头。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由此来看，森有礼对于中国的历史是有一定了解的，不过不知道，当时的李鸿章对日本的历史能有多少了解。
两个人的争论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应该说在这场争论中，比李鸿章小24岁的森有礼占据了上风。
如果分析这段对话，我们能够发现，森有礼的态度其实代表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态度。
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尊敬和崇拜为主的，当然也有怀疑和离心的倾向。像日本曾派遣过遣隋使、遣唐使，到了宋代又派遣留学的僧人到中国来学习。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他们虽然遵从，但是并没有盲目到全盘接受的程度。日本总是有意识、有选择地，以我为主地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过到了近代，中国迅速落伍。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带给日本人不小的冲击，他们放弃以中国为榜样的做法，转而学习西方。
他们不仅推行制度改革，还不断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此外还要对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进行改造。森有礼的论点体现了这一点。
二、为什么两国政治家在服饰问题上态度截然相反？
在这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李鸿章为什么那么在意服饰改革的问题呢？在我们当代人看来，穿什么样式的服装不都是无关紧要的吗？
喜欢穿西装就穿西装，喜欢穿唐装就穿唐装，这些都是无关大雅的。但是，对于李鸿章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服装样式关系到了文化正统性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也被叫做“华夏”，中华民族也被叫做“华夏民族”。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华夏”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古人的讲法，“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是华美的意思，指的是衣冠服饰的华美；夏是大的意思，指的是礼仪的广大。
在中国古代，衣冠服饰是礼仪和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区分文明和野蛮的重要标准。所以李鸿章才会认为，如果放弃本国传统的衣冠和服饰效仿西欧的话，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背叛了祖先的遗志，甘愿沦为西欧的附庸。
所以在当时，不仅有李鸿章，其他关注明治维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也都一再指责日本效仿西欧更改服装样式的做法。
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儒家信徒。儒家信徒相信孟子讲过的一句话——“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这句话是说：“我只听说过以华夏的礼仪去教化蛮夷之人，从没听说过反被蛮夷的风俗和习惯所同化。”
儒学又称“孔孟之教”，信仰儒学的中国的读书人，是不敢违背孟子的教诲的。
可以说，中日两国政治家在变更服饰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出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底层逻辑的截然不同。
洋务派的领袖他们认为，军事装备、铁路、电信这些方面学习西方是可以的，效仿欧洲的服装样式是不可取的，变革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更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因此，洋务运动只是在军事和经济上采用了某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丝毫没有触及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思想文化本身。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部分。
那么明治维新又是怎样呢？明治维新推行的改革，不仅包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还涉及到了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经济结构，法律、学术、文化、产业、教育等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在政治、文化、经济以及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日本都要向欧洲看齐。
这一度成了明治新政府的基本国策。请大家注意，我说的是“一度”，因为到了明治后半期，欧化或者说西化已经不是明治政府的国家政策了。
三、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改革差异巨大？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者的改革幅度相差这么大呢？我想，至少有两点原因。第一，主持变革的领导人不同；第二，变革的目的也不同。
让我们先来看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全都是金榜题名的进士。用现在的话来讲，那都是各个省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状元。
从出身上来讲，这些人都是拥有一定规模田产的地主，或者说“士绅”。这个是必要的，在古代必须有一定田产才可能读得起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每天为生计发愁，根本不可能读书、参加科举。
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就学习儒学，把“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东西奉为了人生的准则。
虽说他们都是士绅，是官僚，但本质上都是农民，都有些重农抑商的倾向。他们瞧不起商人和手工业者。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商人是经常受到限制的，他们甚至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他们有钱是有钱，但有时会受歧视。
看完了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下面让我们看一下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这三个人最有名，被称为“维新三杰”。
他们是领导明治维新的大佬，后来接班的是他们的小弟，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些人。
从年龄上来讲，明治维新的领导人比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普遍要年轻20多岁，比如森有礼比李鸿章就要年轻24岁。
从出身上来讲，这些人原来都是身份较低的下级武士。
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因为不存在科举制度，一个人没有办法通过读书和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整个社会缺乏向上流通的阶梯和管道，你出生时的身份决定了一切。如果生在下级武士的家庭，不管你有多少才华和才能，基本上都无法逾越身份的限制。
下级武士对于这种身份制度普遍感到不满。
另外，武士们都生活在城里，他们过着都市生活，日常与商人打着交道，他们靠着死工资过活。因为身份低、没钱，郁郁不得志，政局一旦出现不稳，这些人马上会冒出来，要求打破现状。
我们在发刊词里讲过了，中国的传统在当时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种挑战。
在内部，有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国内动乱。大家应该都知道，太平天国是反儒学的。在外部，有西方列强的压迫，这种压迫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压迫，还包括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压迫。
所以，当时洋务运动的领导人，他们坦言，之所以发起这场运动，目的就是要吸取西方人的器物，来捍卫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对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而言，儒学提示的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绝对真理，拥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权威。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在西方文化的文化冲击下，捍卫儒学以及儒学规定的生活方式。
与洋务运动相比，明治维新的大目的有两个。
第一，废除封建制度，打破旧的身份制，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没有身份束缚的近代社会。
第二，以欧洲为师，引进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推进本国的文明化，使日本不逊色于外国。
在这一点上，中国做的很不够，中国人老觉得自己在文化和制度上是老大，不愿意向别人学习。那么，在思维模式不变，社会不变，政治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近代的事物是无法嫁接在传统的社会之上的。
到这里大家可以想一想——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是不是一个要改造原有的社会，而另一个要维护原有的社会？
所以可以说，洋务派领导人是儒家传统和旧制度的受益者和捍卫者。他们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目的是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
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可以说都是传统文化和旧制度的反抗者和革命者。他们不仅要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这两种指导思想、两种领导力量的指引之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近代道路。
1850年前后，西方列强陆续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如果当时的中国能够奋起直追的话，也就比西方晚了二三十年，这个差距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努力一下是能追得上的。
而且洋务运动时，中国的基础条件要比日本强很多。比如李鸿章建造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当时就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之一了，后来建成的北洋水师也是亚洲实力最强的一支舰队。
为什么到了后来，中国会落后于日本呢？这是因为，没有思想上和制度上的革新，没有对经济体系的改革，没有配套的工业设施，没有整个社会的参与。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到了清末，中国已经灾难性地落在西方和日本的后面。
四、总结
比较了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两点不同。
（1）领导力量不同。
明治维新，是由传统文化和旧制度的反抗者和革命者的下级武士所主导的。洋务运动，则是由儒学的信徒，曾经金榜题名过的进士们，旧制度的受益者和捍卫者来主导的。
（2）这两场运动的目的也不一样。
明治维新追求文明开化，废除封建制度，打造一个人人平等的近代社会，还要以欧洲为师，推进自己国家的文明化。而洋务运动，则是要捍卫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社会制度。洋务运动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领导力量和指导方针的不同，决定了这两场运动的不同命运。
[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