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的指导范围包括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这次调查的成果于次年以《现代吴语的研究》为题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应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方言进行调查研究的著作。他先后到广东、广西、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进行方言调查，整理发表了一系列成果。这两部著作进一步确立了赵元任作为世界一流语言学家的地位。
【读书者说】
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最早运用现代的科学的学术方法，对现代汉语，从多方面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开创性的成果，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赵元任以学术为天职，一生淡泊名利，凭借其卓越的语言天赋和不懈的求知热情，成长为一代巨擘。他博学多才，拥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通达的世界眼光，同时又怀着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深厚感情，以公认的学术贡献，将中国现代语言学提升到国际一流水平。特别是他酷爱摄影，身后留下上万张照片，商务印书馆以“赵元任影记”为总名，正陆续将其整理出版，其中有关赵元任学术生涯的部分已经出版，书名为《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以下简称《好玩儿的大师》)。书中的照片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再现了一位杰出学人观察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的独特视角，可作赵元任的图传来读，从中我们可以对赵元任的学术路向、治学品格和文化关怀获得更深切的感受与认识。
以科学方法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
赵元任祖籍江苏常州，1892年出生于天津。他极具语言天赋，幼年在随家人搬迁的过程中就学会了常州话、保定话、北京话等，对各地方言的差异非常敏感。1910年，赵元任在清华庚款赴美留学考试中获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9月进入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同时学习哲学、语音学、物理学等课程，并自修法文等其他语言，尤其是戴维森教授的语音学课程，让他大开眼界，增强了对语言学的兴趣。1915年9月，赵元任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同时继续修习语言学课程。此时的赵元任已经萌生了以语言学为主业的念头，在1916年的日记里他多次提到自己对语言学的兴趣。1916年6月，他在给教科学史课程的萨顿教授的信中写道：“我特别地喜欢学和说各种语言、方言，而且还对语音学做过大量研究”，可见他用力所在。
从赵元任早年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他对语言学的兴趣一开始就是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发展起来的，这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传统语文学的学者很不一样。传统学者主要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对象，而赵元任感兴趣的始终是人们口头说的活生生的汉语，现代的科学方法才是研究这种活的语言的得力工具。除了语音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训练，赵元任哲学、物理学等多方面的素养，也对他日后的语言学研究助力甚多。1918年完成博士论文后，赵元任曾回到康奈尔大学教过一年的物理。《好玩儿的大师》一书中收录了一张他在康奈尔大学当物理教师时的照片，照片里他将电池正负极放在舌头上来品尝“电伏特”的滋味的情景，可见他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科学精神。赵元任当时就对声学表现出浓厚的兴味，这门新兴的学问在他后来的语音学研究、方言调查及音乐创作等活动中都派上了用场。
1920年7月，赵元任回国到清华任教，并陪同罗素到各地讲学，担任罗素的翻译。他把罗素的讲演翻译成当地听众听得懂的方言，充分展现了他过人的语言能力。陪伴罗素的旅途上，赵元任一路拍下各地景物，这些珍贵的旅行记录都收录在了《好玩儿的大师》里，为我们留下那时中国社会生活的珍贵照片。这段时间赵元任还与杨步伟结为终身伴侣，两人也经常在家中说各地方言。1921年，赵氏夫妇回到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一边教哲学和中文，一边继续进修语言学。到1925年回国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的时候，赵元任正式决定以中国语言学及语音学作为自己学术上的主攻方向。
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的指导范围包括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和普通语言学。1927年10月至12月，他在江浙一带对吴语展开实地调查，他一边进行着语言调研，一边也用相机记录下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和风土民情。这次调查的成果于次年以《现代吴语的研究》为题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应用现代语言学方法对方言进行调查研究的著作。语言学家张世禄指出：“《现代吴语的研究》是现代汉语方言学正式诞生的标志。赵先生的实践，奠定了汉语方言学发展的基础”。
1928年，赵元任加入刚刚成立的史语所，主持语言组的工作。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特别提出“汉语将来之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赵元任在史语所的学术工作，主要围绕方言调查展开。他先后到广东、广西、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进行方言调查，整理发表了一系列成果。仅从《好玩儿的大师》一书中收录的1935年江西方言调查的照片就可以看出，当时舟车之劳顿与工作之艰苦。在史语所工作期间，赵元任还购置并运用最先进的语言记录和分析的仪器设备，极大地提高了方言调查的科学性与准确性。1934年，他将新的录音设备第一次运用于安徽方言的调查中，当时拍摄的照片为我们记录了他与助手工作时的情景。与此同时，赵元任还创造了一套为调查汉语方言而设计的记录、整理、归纳与分析方言调查材料的科学方法，他创制的《方音调查表格》，虽经过多次修订，但至今仍在方言调查工作中使用。
在后半生旅居美国期间，赵元任的研究方向主要转向汉语语法和普通语言学领域。1968年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被誉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扛鼎之作，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年出版的《语言与符号系统》一书，则系统阐述了语言学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曾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出版。这两部著作进一步确立了赵元任作为世界一流语言学家的地位。
纵观赵元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现代科学方法的自觉运用。陈原先生特别指出：“元任先生作为20世纪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他非常敏感地接受了新的科学理论，并且很快将这些理论导入或应用到他所致力的语言学中”，这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取向。美国语言学家玛丽·哈斯也对科学与人文在赵元任身上的有机融合赞誉有加：“据我所知，没有别人能如此自如地投身于两种文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在20世纪中叶促成了人们生活和思想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而赵元任在这两个方面却游刃有余并且富有创见”。在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的今天，赵元任所指示的学术路径尤其具有启发意义。
严谨的品格与“好玩儿”的性情
赵元任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一生好学不倦，心无旁骛，沉浸在学术的海洋中。杨步伟在其回忆录《杂记赵家》中写道：“这几十年来我总觉得元任是能不要钱总是不要钱，有机会学总是学”。1973年5月，赵元任回国探亲，在北京与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语言学家座谈，陈原先生亦在座，他后来回忆说：“时隔十有六年，所谈内容已不大记得了；只对先生西装左上方的外袋插着一排四管荧光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默想这四管色笔象征着这位老学者是如何随时随地用功啊”。这个细节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孜孜不倦的大学者的生动形象。
在纯粹的学术世界中，赵元任表现出严谨认真的学术品格，诚如他自己所言：“科学的工作只管求真”。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是赵元任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的学生，他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提出某种句法在西文中罕见的观点，赵元任对此批道：“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这段话如当头棒喝，从此“言有易，言无难”六个字成为王力先生治学的座右铭。《好玩儿的大师》中收录了赵元任在王力论文上所作眉批的图片，犹足以惕厉今人。赵元任对学生的要求首先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在对赵元任学术成果的众多评价中，“谨严”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评语之一。
饶有意味的是，赵元任的学术文字在谨严之外，还富于轻快活泼的风度。即使是他那些讨论复杂的理论问题的论文，也往往是用日常的口语，如围炉夜话一般娓娓道来。他经常在文中有意穿插一些有趣的笑话，如《语言与符号系统》这样严肃的理论著作，“只要扯得上，我就在书里头写些笑话，有时甚至扯不上也写”(见赵元任1975年1月给朋友们写的“绿信”)，这让他的学术论著读起来常常妙趣横生，更不用说他的《早年自传》或他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样的童话作品了。
这种文字上的趣味部分源于赵元任本人的性情。凡熟悉赵元任的人都对他的风趣幽默印象深刻，胡适就说过：“赵先生在他的许多特长之外，又是一个滑稽的人，生平最喜欢诙谐的风味，最不爱拉长了面孔整天说规矩话。”我们看赵元任1919年自拍的“吃葡萄三连拍”和“滑冰”五部曲，他那谐趣可爱的性格跃然纸上。这种气质与他的语言学研究尤其相得益彰，丰富的语言现象本身就值得细加玩味。赵元任特别擅长从语言中寻摸趣味，他写过好几篇游戏文字(如通篇用一个汉字音节写成的短文)，喜欢在各种场合用谐音或双关语来制造令人忍俊不禁的效果。例如1919年赵元任游览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时，便将其译作“游山美地”，从他当时拍的照片来看，确实“名”不虚传。又如他与杨步伟合写的系列传记，总名为“Life with Chaos”，字面直译为“赵家的生活”，又可解作“一团混乱的生活”。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游戏的心态恰恰体现了赵元任全身心沉浸于学术世界之中的状态。赵元任自幼就喜欢随时随地观察各类事物，比较它们的异同，琢磨背后的规律，对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社会和自然现象充满了好奇心。正是这种“嬉戏的心态”引导下的求知热情，给予他最为纯粹和持久的精神动力，一步步将他引入学术的堂奥，让他流连于语言学的世界而忘返。
赵元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还表现在他对各种新式机器设备的兴趣上面。他对摄影的迷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好玩儿的大师》中有一张他刚到美国时手持自己买的相机在康奈尔大学校园留影的照片，仍依稀可见他兴奋的神情。1911年9月，他第一次看见真正的飞机，便用相机拍下照片。此外，赵元任还热衷于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语音实验室购置先进的仪器，这既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现代科学的信赖，对它所能产生的最新知识的渴求。我们看他准备录音铝盘时的专注表情，便可体会一二。严谨认真的学风与自得其乐的心态，就这样在赵元任身上达到了奇妙的统一。
世界眼光与家国情怀
赵元任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尤其是他在普通语言学领域的创新研究，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他于1934年发表的英文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被美国语言学家裘斯选入《语言学读本》这部经典文选中。裘斯在为这篇论文写的简短评论中，称赞赵元任“有非凡的天才和没有任何偏见”，说“赵元任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得不好”，可谓赞赏有加。他在音位理论研究上的贡献，也受到美国语言学家豪根的充分肯定。在《现代语言学的方向》一文中，豪根指出赵元任在中国的研究工作真正推动语言学成为一门“国际科学”。由于他公认的学术成就，他被选举为1945年度美国语言学会的会长。赵元任以中国人的身份而膺此要职，堪称殊荣，他自己也说：“是一件可以特别得意的事情”。《好玩儿的大师》中收录了20世纪40年代赵元任参加语言学会活动时的照片，那种群贤毕至切磋琢磨的氛围，至今仍令人向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像赵元任这样得到国际学界普遍赞誉的人文学者并不多见。几乎从求学时代起，赵元任就立足于世界学术的前沿，而这与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通达的世界眼光密不可分。赵元任同时代的诸多留美学子，往往为个人与家国、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紧张所困扰，努力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求调和，而在赵元任身上却很少看到这样的痕迹。他很早就确立了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价值观，这使得他来到美国后，不曾遭受文化上的冲击和认同上的焦虑，因而能够充分发展自己在语言学上的天分，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家。他的学术生涯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亦堪称中西文化汇通融合而结出的硕果。
赵元任对他自己的使命与角色也有着充分的自觉。1946年11月，赵元任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成立大会。他与萨特、马尔洛、赫胥黎等世界知名作家学者并列讲席，在会上宣读论文，这本身就是一份至高的荣誉，体现了他作为世界一流学者的地位。赵元任报告的题目是《中国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效率》，在演讲的结尾，他说：“这就是我以中国语言——包括其优点和不足——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的原因，也是我从西方的视角来处理其符号运用之效率的问题的原因”。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的研究工作及其意义的最好总结。
1973年4月至5月，暌别祖国三十多年的赵氏夫妇，终于得以回国探亲访问，以家乡人的身份在国内度过了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杨步伟去世后，1981年5月至6月，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再次回国访问，并计划来年再作祖国之行。这一愿望未及实现，赵元任便于1982年2月24日溘然长逝。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还用常州话轻声吟诵着杜甫《旅夜书怀》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诗句。中国文化的血脉，一直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流淌着，直到最后一刻。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他那卓尔不群的天赋或许无法模仿，但他对学术的执着与热爱，他的开阔的学术眼光和深沉的文化关怀，仍值得今天的青年学子效法与追慕。《好玩儿的大师》以最为直观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赵元任一生的风采，犹令人向往与感念不已。笔者抚摩此书，追怀前贤，略述一己之体会，并以此小文纪念赵元任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和逝世四十周年。
(作者：季剑青，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