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的军医们，通过人体试验，以此来研究战争医学，来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服务。日军除对初进新华院的战俘抽血外，还对编入“抽血队”的年轻力壮的战俘定期抽血。致使许多人由强变弱，由弱致死。日军以中国战俘的血液，去救治侵略者伤病员的生命。
日军在侵华期间，提起残忍的人体试验，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731部队，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用活人做试验的不仅仅只有731部队，只不过731部队规模、试验种类以及死亡人数都堪称日军细菌部队之最，所以是最被人所熟知的一支部队。
事实上，日本在中国各地的战俘集中营以及野战医院同样也在干着这不可告人的勾当。日本侵略者的军医们，通过人体试验，以此来研究战争医学，来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从而更好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服务。而他们做试验用的“活体材料”，正是日军抓捕、关押的战俘。
在石家庄的石门集中营里，根据往外拉尸体的赵菊老人回忆说：“一次敌人从南兵营押了一批战俘到南栗村兵营干活，押去一大批， 回来只剩下18个。这些人一个个都瘦得皮包骨头，不知敌人用这些人做什么实验，胳膊都肿着，还有抽过血的黑斑痕迹。回到南兵营，18个人一个没剩全死了。敌人把他们18具尸体扔在北大门西侧的席子上了。”
赵菊老人是在拉死尸时看见这一切的。像这种毒杀，也不只是在石门这一个集中营，在济南新华院、在北平苏生队，在太原工程队，这种毒杀残害战俘的事件经常发生。
在济南新华院设有卫生班，这个卫生班的职能不是为战俘、劳工治病，而是将他们治死。所谓卫生班，实际上是日军设置的细菌、毒药试验所和抽血虐俘的杀人场。
日军除对初进新华院的战俘抽血外，还对编入“抽血队”的年轻力壮的战俘定期抽血。致使许多人由强变弱，由弱致死。日军以中国战俘的血液，去救治侵略者伤病员的生命。
据《人间地狱一济南新华院》披露：“济南‘防疫给水部’培植出来的细菌，先要拿到这里在战俘们身上进行效力试验。对那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被俘人员和爱国志士，日军不敢公开处置，便假借治病向其体内注射细菌和毒药而加以杀害。
注射的细菌主要有伤寒、霍乱、赤痢和百日咳等菌苗；毒药主要有升汞水、锰酸钾、石碳酸等。
从1943年3月日军4221部队建立济南集中营新华院起， 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这两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内，在新华院被抽血致死者100余人，被注射毒药致死者数百人，被注射细菌致死者也达数百人。
在北平集中营，日本侵略者与其它集中营的恶魔一样，定期抽取战俘身上的鲜血，一次就抽几百CC，而且抽得非常频繁，本来身体就弱的战俘，抽完血后脸色苍白、心慌冒汗，有的瘫倒在地，有的当场就死去了。
让八路军战俘失去右手的“医疗试验”对八路军战俘的迫害则更为残酷，日本人经常用他们做“医疗试验”。据武心田回忆说：
“有一次，薅灰菜时，我从几间南屋的破门窗往里看，发现地上像堆了半米多高的累累白骨。细细一看是石膏打成牛鞅的样子，形状像人的从肩到手腕胳膊的样子，粗粗的，上面顺着切开了一条口，半寸来厚的石膏裹成了人的胳膊形状。后来从国民党被俘人员那里打听到，原来以前日本法西斯强盗把八路军被俘人员抓到这里，为了使他们终身不能再端枪打仗，从而丧失战斗力，竟丧心病狂地给我被俘人员以弯曲状把右臂打上石膏，不准打开。几个月以后再打开，我们的同志的胳膊就变成了肘死关节！不能再伸直或者回弯了，他们再也不能端枪打仗了，再也不能用右手劳动了。”
对八路军战俘实行迫害致残后，日本人还强迫他们干比其他战俘更多、更重的苦役。1943年春，从北平集中营运一批战俘去山西大同曹克庙修工事，这其中就有200多名八路军官兵，都是经过“医疗试验”失去了右臂的。
1941年，织田又藏在日军的山西陆军特务机关担任官员，就集中营战俘的生活曾作过这样的叙述：他们“过着病不得医、饭不得饱的悲惨生活。而且还受着非人道的虐待，每天从事长时间的体力劳动，每天都有死亡。活着的人，有的送出去充当劳工；有的作为试验品，进行活体解剖或细菌试验；有的被当做活靶进行刺杀劈杀训练。”
战犯供述残忍的癫痫试验1944年10月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冷风夹着淅淅沥沥的秋雨下个不停。雨打梧桐发出“沙沙”的声响，不时有黄叶飘落下来，有的打在窗户上发出轻轻地声音，旋即又掉落在湿漉漉的地上。
此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远山哲夫还没有睡，他站在窗前双手插在衣袋里，两眼望着黑洞洞的夜空。他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准备写出刚才在放射科的拍摄记录。
远山哲夫是日军临汾陆军医院放射科的上等兵。这天晚上，前半夜是他的夜班，下夜班回到兵营，刚躺在床上还没入睡，忽然有值班人员高声喊道：
“远山，远山，有任务！”
“深更半夜的，会有什么任务？”远山哲夫一边嘟哝着，一边穿衣服。
远山披上雨衣朝放射科走去。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冷风夹着细雨打在他的脸上，不由打了个寒战，他又将雨衣裹了裹，把头向下缩了缩。
来到放射室门前嘀咕道：“奇怪，刚才我走时本已把门锁好，怎么现在打开了？”
远山轻轻推开虚掩着的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是神纳军医，他正在操作台上的红色作业灯下写着什么。灯光照在他本来就阴险的脸上，更增加了几分阴森。神纳军医原毕业于大阪帝国大学，现为军医中尉，目前正在从事脑科疾病的研究工作。
听到有人进来，神纳连头都没抬，只是阴沉沉地说：
“从现在开始，你给我作一份癫痫症状的脑室材料，这份材料将送到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部去。”说着神纳站了起来，把刚才写好的东西递给了远山，然后跨出放射室的门，脚步声渐渐远去。
远山哲夫凑到灯下一看，原来这是一份处方，要求从六个方向作头部摄影。
放射室里，大型的配电盘、变压器和放射器，在红色作业灯和蓝色采光灯的照射下，像一个青面獠牙的红发恶魔站在那里。远山慢慢地穿上白色大褂，戴上口罩，走进了神纳指定的3号暗室去拍照。
打开灯，看到在一个大托盘里盛着东西，上面盖块纱布。远山走过去，伸手把纱布揭开一一“啊！果然是颗人头！”
这是一颗刚刚砍下的人头，摸摸他脸颊上的肉，似乎还有弹性，脖颈上的血还没有彻底凝固，鲜血还在向外洇着，散发出浓浓的血腥味。头发有半寸多长，脑后的头发被剪出个“八”字，这是个八路军战俘无疑，看上去大约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嘴角紧闭，右侧却向上吊着，眼睛也闭得死死的，但却不在同一个水平位置，右眼向下耷拉着，几乎和右嘴角凑到了一起。从面部表情来看，他刚刚癫痫发作抽搐过，远山判断着。
在看头的左、右和上方，一共插入了7只大号注射针头。切口处有明显的用手术刀切断的痕迹。显然是当人还活着的时候，以人为的手段引起癫痫症状的。当癫痫症状出现，战俘正在发作之时，马上将人头割下来，保持人脑有关部位癫痫病发作时的状态，如同电影镜头的定格一样。
“这么残忍的医疗试验在大日本帝国是绝对不会允许的，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远山哲夫一边想着，嘴角露出几分讽刺的微笑。
他连同托盘一起把人头放在仪器的工作台上，又伸手关灭了室内的日光灯，只有仪器上的指示灯闪烁着，像魔鬼的眼睛，神秘莫测。
远山哲夫专心致志地工作着：他先将人头的脸朝下放好，然后拍照，再拍右侧、左侧，最后让人头的切口处朝上，头顶朝下拍照。
每当远山捧起这颗插着7支注射针头的人头变换方位，人头在白色托盘里转动时，便同电木板制成的暗盒相碰撞，发出“喀哒、喀哒”的低沉的声响，如同死者愤怒的呐喊声响彻在这空旷的放射室。远山摆弄着这颗人头，按处方要求完成了20张照片的拍摄。
刚刚拍完，远山猛一抬头，忽然看见松本卫生军曹站在门口，他脸色铁青，全身似乎微微战栗着，手中拿着枪。松本见远山抬起头来，张了张嘴，嘴唇似乎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好了松本，我们走吧！”他过去拍了拍松本的肩膀，远山哲夫把东西收拾好，和松本一起走了出去。
事后不久，神纳把这些照片连同他申报博士的论文，一起作为资料寄到了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部去了。
做试验的这颗人头，最终被当做标本送到了日军临汾陆军医院的标本室里，泡到了福尔马林溶液中。在医院的标本室里，浸泡着各种各样的人体标本。
高60厘米、宽45厘米的玻璃容器，整齐地排列着。这些容器里面浸泡着人头是从活人脖子上砍下来的。
男人、女人、老人、小孩！这些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从淡茶色的容器里，向每个走进来的人发出无声抗议！
这里不光是人头，还有人体的各个部位和脏器，泡在溶液里的还有妇女的胎盘和几个月大的婴儿，甚至还有将要出世的胎儿，他们的各个部位已发育健全 ，头发已长成了黑色。就在他们将要脱离母腹之时，被日本人残忍地扼杀了，他们没能清晰地看上这个世界一眼，便被活活地永远地封闭在了标本容器之中。
人的所有的部位、健康的或发生病变的，都泡在这大大小小的容器里。
1955年，远山哲夫在战犯管理所期间，就这事件忏悔地写道：“这些人为了获得博士学位，不惜杀害中国人民。他们的医学基础是奠定在中国人民的鲜血之上的，博士的学位是以中国人民的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我在医务技术方面的知识，也同样来自一片血腥气味之中。”
曾参与做过人体试验的前日军军医吉虎房雄曾供述说：“第一次参与做人体试验，即使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也会不由自主地关节发软，甚至会吓得瘫坐在地上，更有甚者被当场吓疯。”
由此可见，日军在做人体试验的时候有多残忍、有多没有人性。而这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